中国医改

中国医改“诊疗”报告

2009-4-21 　全球品牌网　王世保

目录

导言

第一章深陷西医体制怪圈的中国医改

一、西医的主体地位遮蔽了政府对医改失败根源的反思

二、“看病贵”的客观原因源自西医自身的特征

三、结束语

第二章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结构的调整

一、全民医疗保障体制已是穷途末路

二、强化基层西医医疗机构的作用解决不了民众“看病难”

三、振兴中医是中国解决医疗卫生问题的唯一出路

四、“新医改方案”对中医的重视仍限于“口头承诺”

第三章中医的体制化改革与中国新型医疗格局的形成

一、中医教育体制的改革

二、中医管理体制的改革

三、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之路的形成

导言

医疗卫生事业的建设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保证全体国民能够享受到低价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是我国各级政府应有的责任和义务。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卫生事业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前所未有的发展，毛泽东主席依据当时的国情发动人民群众学中医用中医，倡导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自医自救，使得我国在国家经济一穷二白和医疗资源严重匮乏的情况下，通过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有效地解决了四亿人的医疗保健问题。

但随着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西医逐渐占住了中国医疗资源的主体，而中医在西医主导的政策的控制下逐渐走向衰败，在国民医疗保健中发挥的作用也是越来越小，处在日益边缘化的境地。西医医疗资源的日益丰富使得国民逐渐形成了对公共医疗的依赖，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对在解放初期所形成的全民学中医用中医的有效措施加以漠视，直至淡忘。中医的日趋式微导致日益剧增的中国人难以再享受到“简便廉验”的医疗服务，随之而来的就是全民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和医疗资源的相对匮乏，“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也就应运而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面对着“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虽然中国政府在西医主导的医疗体制框架内历经多次医疗改革，而“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却日益突出，原有的问题不断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层出不穷，医疗问题有严重恶化的倾向。比如有大量的群众因病反贫，有的甚至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有的则是在医院里根本看不起病，只能在家里无望的等死；有的则是在医院里出高费，得到的却是低劣的医疗服务，有的甚至出现严重的医疗事故……种种凄惨的局面让许多人感到对社会的失望。按理而言，中国的国家日益富强、经济日益繁荣、医疗资源日益丰富，广大人民群众会享受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不应该出现如此严重的“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那么为何会出现如今的越改“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越突出的现象呢？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疗体制只能是依据其国内所有的医疗资源内在特征进行制定，也就是说医疗服务体系结构是本，外在的医疗体制是末，有什么样的医疗资源必然会生发出相应的医疗体制来。自民国以后，中国的医政管理部门用西医的发展模式来对中医“削足适履”，导致了中医近百年来的急剧衰败。随着中医在中国的边缘化，中国的医疗管理体制也逐渐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体制靠拢，而中国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却日益突显出来。虽然中国的医疗体制历经多次改革，由于中国的医政管理部门已经陷于西医的医疗体制不能自拔，这就导致了历次的医改只能是在由西医决定的医疗体制内治标不治本，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因此，中国医疗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不是看国家医政管理部门在由西医决定的医疗体制里如何打转转，而是要看其能否跳出由西医所主导的医疗服务体系决定的医疗体制，借鉴解放初期的成功经验，调整现有的医疗服务体系的结构，把中医放在与西医平等的位置上进行考虑，保证中医在现行的医疗服务体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直至起着主导作用，才能避免中国重蹈西方发达国家医疗的穷途末路，彻底解决全国人民的医疗民生问题，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成效的新型医疗之路来。

2008年10月，在十三亿中国人的期盼下，中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终于向社会公布了新医疗改革方案的征求意见稿。但是该稿的内容一经公布，其行文的文风就饱受多方人士的诟病，里面的内容也是争议不断。通览这次发布的意见稿的内容，我们难以看到其内容与以往的医改内容有何本质上的改变，它仍然是效仿西方发达国家医疗所走的穷途末路，在由西医决定的医疗体制里做文章。这种不顾中国的国情和现有医疗资源的优势，一味地盲从西方的医疗体制的做法，恐怕永远不会革除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看病难、看病贵”的这座医疗大山。因此，2008年公布的新医改方案仍然没有走出西医医疗体制的陷阱，仍然是治标不治本的难以奏效之举。在由西医主导的医疗体系中，中国政府再次出台这样的医改方案是必然的，但是它的微效也将是必然的。

我们只有依据中国现有的中西医并存的医疗资源以及人口众多的实际情况，调整由西医主导的医疗服务体系结构及其相应的医疗管理体制，把中医提升到应有的位置上来，充分发挥中医“简便廉验”的医疗功能，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低成本、高成效的新医疗之路。

第一章深陷西医体制怪圈的中国医改

就像一位医生，要想治好来诊病人的疾病，首先得对就诊病人的疾病做出精准的诊断，然后才能对症下药。对于中国的医改而言，同样是如此，我们必须能够清晰地看出历次医改之所以未能成功的症结所在，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改革，提出有效的医改策略和措施来。

一、西医的主体地位遮蔽了政府对医改失败根源的反思

现实中我们都是从一定的角度去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如果从一个角度多次解决不了问题，就需要换一种角度，问题往往就能迎刃而解。如果我们的思维产生了定势，难以变换思考问题的角度，就会造成在死胡同里往返不停，而问题也最终不能得到解决。中国的医疗改革已经经历了多次，但为何历经多次改革仍然让广大人民群众长期陷入“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困境中呢？我个人认为这正是我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角度产生了问题。

纵观历次的医改内容，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的医改始终是在由西医决定的医疗体制中来回打转转，深深地陷于医疗保障范围的宽窄和市场化程度的多少的无休止争论之中，却始终不能从本体性的医疗服务体系结构的角度去分析问题。西医在中国社会中占住的主导地位遮蔽了自身的缺陷，使得人们难以对现行医疗体制进行有效反思，导致了国家相关的管理部门只能在不停地本末倒置地进行医疗体制改革。

处在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主体地位的西医对中国医改反思的遮蔽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不能对西医自身的缺陷进行有效地反思

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就占据了中国文化的主导地位。中国的经济建设导致了一种唯科学主义的时代精神，而建立在现代自然科学基础上的西医也就自然成为了国家医疗体系结构中的主体，诸如中国各级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多为西医人士所把持。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固有文化走向了前所未有的衰退，中医逐渐被漠视和边缘化，中医人士完全丧失了主导医药政策的话语权。

现代中国人对西医的过度盲崇和对中医的鄙视造成了国家医政管理部门对中医存在的无视，而无视中医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可以衡量西医好坏的参照物。没有了参照物，西医自身的缺陷也就被彻底遮蔽起来了。我们知道那些在社会中发挥医疗保健作用的医疗资源是本，而管理医疗资源的医疗体制是派生出来的末，前者决定了后者。无视中医的存在最终导致中国制定医改政策的人士只能从西医的思维去思考现有的由西医决定的医疗体制，不可能去进一步反思西医自身的缺陷。

因此，中国的历次医改一直都是在由西医决定的医疗体制里做文章，不能从源头上去寻找原因，也就是说从现行的医疗体系的结构去寻找原因。

（二）盲目地效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管理体制

中国的医政管理人员无视中医的存在，不能对西医自身的缺陷进行反思，也就只能完全依据西医资源来设计医疗管理体制。西医是舶来品，我们的政府在设计由西医决定的医疗管理体制时也就自然会去学习和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管理制度，诸如英国、德国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这样，中国的医疗管理体制就不可避免地陷于了西方医疗保障和市场化运作的陷阱里而难以自拔。

我们知道西方诸发达国家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其国内的医疗资源比较单一，只有西医而不存在着中医，这些国家也就只能依据西医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来设计相应的医疗管理体制，由西医生发出来的医疗管理体制虽然在西方诸发达国家长期实践和探索过，但是这种由西医决定的医疗管理体制所造成的丛丛弊端也在其国内尽显无疑，诸如医疗保障带来的国家财政负担沉重，医疗费用仍然高居不下，大量的穷人看不起病等等。中国政府盲目地一步步地去效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管理体制，却不知这种种由西医决定的医疗管理措施根本就不能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而且不断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带来其他诸多弊端。

只要我们的政府还在无视中医的存在，无视中医在整个国民医疗体系中的重要功能，仅从西医医疗资源的唯一性去思考现行的医疗体制，那么中国政府永远不会突破西方发达国家所设计的医疗管理体制，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之路来。

（三）扭曲中医的发展，拟制中医在现有的医疗体系中充分发挥作用

中医在民国以前是中国国内唯一的医疗资源，担负着中国全社会救死扶伤的医疗保健任务。但自从西医挟着西方科学传入中国以后，随着西方文化逐渐占据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主导地位，西医也就成为了整个国民医疗体系的主体，而那些掌控医政管理大权的西医人士通过西医的管理措施不断地对中医进行扭曲和排挤，即国家不仅从管理体制上效法西医，采用西医的管理办法来管理中医，而且在教育和诊疗形态等诸多方面都是按着西医的模式来改造中医，这种不顾中医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的做法导致中医在近现代不断地走向衰退，其社会功能也日益失去效用。

中国与西方诸发达国家相比，本来具有医疗资源的优势，那就是“简便廉验”的中医的存在。但在西医的改造之下，西化的中医成为了三流的西医，正统的中医日趋走向消亡，这样中国的医疗资源优势也在西医的腐蚀下丧失殆尽。

目前中国现有的医疗体系虽然是中西医并存，但西医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而中医处于严重的边缘化境地。由西医主导的医疗体系必然生发出符合西医自身文化特征的医疗卫生管理体制。因此，由那些西医主导的中国医政管理部门自然就会完全在西医生发的医疗卫生管理体制中去进行改革。这就导致了他们视野的狭隘化，虽然历经多次改革不能成功，但他们依然不能跳出西医医疗体制所铸就的藩篱，从西医决定的医疗管理体制之外来看现有体制的弊端。

二、“看病贵”的客观原因源自西医自身的特征

事实上，我们的医政管理部门如果能够破除对西医的盲目推崇与重视，从中医的角度来思考造成当前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就不难发现人们对医疗体制的过于苛责造成了对西医自身缺陷反思的眼障，即在当前由西医主导的医疗体系中，造成百姓看病贵的深层次原因是西医自身的诊疗特征导致的。

我们常常一提到老百姓“看病贵”，就会想到医院中的医师们向病人收红包、不负责任的多次检验、滥检验和任意提高药价这些现象，其实这些现象都是建立在西医自身缺陷基础上的人为主观因素，一部分涉及到医疗管理体制，一部分则涉及到医生医德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容易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熟识，他们在这方面的强烈反映才误导了医政管理人员不能对客观的医疗服务体系结构性问题进行反思。事实上，只要我们深思一下，就不难发现这些造成“看病贵”的主观因素一般是很难消除掉的，因为那些医生往往具有很强的反体制能力，往往是国家的医疗改革措施出台以后能够在短暂的时间内起到一定的效用，但那些医生很快就会转换手段继续非法牟利，导致诊疗费用重新攀升，老百姓“看病贵”的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

于是我们的医疗体制改革在极力去消除这些在现有的医疗服务体系中不可能消除的主观因素时，却忽视了导致医疗费用虚高的客观性因素，即整个医疗体制赖以存在的基础——现行的医疗服务体系结构。现行的医疗服务体系结构的主体是西医，正是西医的诊疗特征才导致了中国老百姓“看病贵”，即西医内在的诊疗特征不仅造成了一个很高的医疗费用客观基数，而且还未滋生体制性腐败和医生个人医德败坏提供了可乘之机，继而在本来就已经很高的医疗费用客观基数上，进一步导致医疗费用的虚高。

西医诊疗所造成的很高的医疗费用客观基数主要由以下几个西医内在的诊疗特征造成的：

（一）西医诊疗程序的分工和复杂化客观地增加了病人的医疗费用

西医所使用的裂变性的还原思维不仅把自己的认识对象分割成若干个次级形态的单元，也把自己的诊疗过程分割成若干个程序，使得多个医学专业人员相互配合才能完成一个系统的诊疗活动。比如一个病人到医院后，要先经过初检，然后是常规的仪器检验，接着是主治医生的确诊，多数患者最后还需要住院经过多次重复前面两道程序进行长时间的治疗。

西医的诊疗不像中医诊疗那样完全是由一个中医师独立完成，它有着复杂的合作过程，是由多个程序来完成的。无论哪一个程序，对患者而言都不是免费的，都需要病人根据相应的检测和治疗项目进行付费。这种医疗程序的复杂化给那些医生肆意增加病人的诊疗项目或者次数以提高自己的诊疗利润提供了可乘之机。这样诊疗程序的复杂化就从客观因素和主管因素两个方面抬高了病人的诊疗费用。

（二）西医的仪器检测客观地增加了病人的医疗费用

由于西医认识人体和疾病采取的是一种还原思维，这导致他们把病因归于某个具体部位的病变或者外在的微生物入侵，为了确定这些部位病变的情况和原因，就需要对病变的部位或者病人的体液、排泄物等做详细的理化检查，而这些理化检查是需要借助精密和先进的仪器设备来进行的。因此，西医面对一个病人来就诊时，一般是先要经过类似于中医的望、问、触摸等手段进行简单的初步诊断，然后就需要病人去做具体的病因检查。

西医的仪器设备往往是经过长期的专业技术人员研制而成的，这些仪器的制造和检验过程都需要一定的成本费用。因此，西医的仪器检查不可能是免费的，医院要依据仪器设备的购置成本和检查的复杂程度来向病人收费，往往越是先进和昂贵的诊断仪器设备向病人收取的检查费用就越高，诸如核磁、CT等先进的精密仪器。因此，在现实中，有许多病人还没有确定具体是什么病就已经花去了大量的钱财。

中医的诊断不像西医，中医依靠的是“望、闻、问、切”四诊，通过中医家对病人的身体或者某个部位做出整体的直观，搜集相应的疾病信息，继而加以辨证施治，它依靠的是中医家的五官和手，不需要外在的工具加以辅助。因此，中医的诊断往往是免费的。

（三）西医的特殊治疗手段客观地增加了病人的诊疗费用

我们知道西医与中医相比较，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在临床中经常大量使用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机械的手术治疗和放化疗法。这种治疗手段与西医的药物治疗相比在费用的增加上具有明显的提高。

首先，无论是做手术或者是放化疗，患者都需要对这个医疗服务本身支付费用，而且手术越复杂、放化疗时间越长，患者需要支付的费用就越多；其次，无论是做手术或者是放化疗，都需要一些药物作为患者的辅助治疗，患者同样需要支付这笔费用；最后，就是患者需要住院，长时间的住院也会造成很高的费用。

手术费、辅助治疗药物费和住院费加在一起成就了很高的西医诊疗费用客观基数，有许多病人就是因为长期住院治疗导致倾家荡产而一无所有的。

（四）西药昂贵的研发费用是导致药价高的主要客观原因

我们知道西医开具的药物不像中医那样是没有经过多道工序加工过的植物、动物或者矿物等天然药物，而是经过大量的实验室实验和临床试验研发出来的人工造物，包括工艺、质量、药理、毒理和多期临床研究等过程。西药的研发不仅周期长，而且耗资巨大。一个新的西药品种推向市场往往价格非常昂贵，这是由其研发成本决定的。那些病人要想最先享受到这些具有较好疗效的新药的治疗，一般需要支付很大的治疗费用。

一般的病人往往消费不起刚上市的新药，只能使用较廉价的普药。但是西药不同于中药的一个特征就是病人容易对那些经常使用的普药产生耐药性，这些普药多是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就因毒性大和疗效降低而被淘汰掉。随着那些普药不断地被淘汰，就需要开发出具有更高疗效的新药来，但西药的开发需要一个从无到有的漫长过程，而且越是往后越难寻找到有生物活性的化学物质来，因此其研发周期变得更长、难度变得更大，研发费用也就进一步增加。研制成本的提高必然会导致西药的药价越来越昂贵。

（五）西化后的中医中药丧失了价廉的优势

在中国虽然存在着西方所没有的中医，但如今的中医已经完全被西化掉了，那些医院里的中医们不仅习惯性地使用西医所使用的检查仪器和设备，而且要开具大量中成药和西药。我们知道现在的中成药同西药新药研发一样，也需要一个从工艺到临床的系列研究，这就大大地增加了研发成本，导致中成药的药价被大幅度地提高，有的中成药的药价与西药几乎相差无几，有的甚至价格超过了西药。

西化后的中医完全变成了西医的附庸，使得中医的廉价优势丧失殆尽。因此，西医不仅自己导致病人诊疗费用的客观基数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而且也导致中医失去了自己的低成本、高疗效的优势。

三、结束语

如果不是必须使用大量的设备仪器对病人的疾病进行检验，那么医院的医生就不可能随意去开具检验单增加病人的检验费用。

如果不是必须要让病人住院，那么医院里的医生就不可能随意延长病人的诊疗期和增加诊疗项目，导致病人为长期的住院花费大量的不必要的费用。

如果不是必须要使用现代科技研制而成的药物，那么医生所开具药物的价格就不会那么昂贵，而医院医生和销售商的医药代表之间就不会有见不得人的交易，并随意抬高药价。

……

当我们的社会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文化环境下放弃了原有的“简便廉验”的中医而让西医成为一家独大的时候，这种以西医为主体的国民医疗体系结构就决定了中国人维护自己身体健康诊疗费用的客观基数要远比原来以中医为主体的国民医疗体系结构来的高。当这种医疗结构带来“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时，我们的政府因盲崇西医不能反思这种具有高诊疗费用客观基数的医疗体系结构的弊端，只能把目光仅仅局限在由西医决定的医疗体制所造成的费用虚高上，并在这个主观的医疗管理体制里反复折腾。

因此，我们只有降低诊疗费用的客观基数，尽最大限度地消除滋生医疗腐败的基础，才能从根本上铲除医疗费用虚高的现象，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要想降低诊疗费用的客观基数，就要改变现有的医疗体系结构，降低西医在国民医疗体系中的地位和功能，让中医发挥更多的作用，继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简便廉验的低价优质的医疗保健服务。

第二章中国医疗服务体系结构的调整

现代的中国还没有走出近代被动挨打的阴影，还没有静下心来重新审视中西方文化各自的优劣，仍然处在对西方文化盲目地崇拜而对自己的固有文化无端地贬低和诋毁的境地。西方文化中心论经过近代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被输送到中国并被中国人自己所接受了，这种时代背景导致中国政府无视中医资源的存在，无论是在科教资源上还是政策扶持上都一边倒的倾向了西医，而中医也就完全丧失了主导自己发展的话语权。中医的存在本为中国提供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医疗资源优势，当西方发达国家难以承担西医带来的高昂医疗费用而苦于没有更加有效的医疗资源可以用来替代时，中国政府却主动地放弃了自己的医疗资源优势全力效仿西方发达的国家，走向了西方发达国家医疗体制所走的穷途末路。

历史的实践证明，一轮又一轮的医疗体制改革并没有有效地改善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民生问题。在总结历次医改失败的基础上，2008年的新医疗改革方案又将出台，而从该方案的征求意见稿来看，本次的医疗体制改革仍然是在医疗保障体制上做文章，我们已经把“全民医保”这种体制看作了解决广大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救命稻草，那么依靠政府承担部分或者大部分医疗费用能从根本上解决医疗民生问题吗？中国的医疗改革成功之路到底在哪里？

一、“全民医疗保障体制”已是穷途末路

从中国政府目前公开的医疗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来看，这次医疗改革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扩大医疗保障范围之上，企图依靠国家和社会的转移支付来减轻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费用负担，那么这种依赖政府的全民医保措施能解决中国的医疗民生问题吗？在正式分析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那些已经较早实行全民医保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保障状况，看看下面一组信息：

1、“在47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的当今美国，政府对医疗保险的开支已经失控。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预计，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医疗开支到2017年几乎会翻一番，达到4.3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而现在是16%。”

——来源《中国卫生产业》杂志2008年第7期　

2、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把“世界最佳医疗保健组织”的称号授予了法国，原因是法国的医疗体系涵盖全民，医疗保健提供者尽职尽责，医患双方都享有自由，而且法国人口健康长寿指数居于世界前列。但这项“甜了百姓”的医保制度每年会给政府带来巨额财政赤字，可谓“苦了政府”。2007年，财政赤字高达117亿欧元。

从医疗预算来看，法国的医疗预算金额排名世界第三，占了国民生产总值（GNP）的9.8%。在2004年底，法国的医疗财政赤字就已经达到了110亿欧元，预计到2020年底，法国的医疗财政赤字将达到700亿欧元。——来源《新京报》　

3、根据国际政策网的资料表明，英国用于卫生医疗服务体制方面的开支在最近一段时间表现出了加速的趋势，从1999年开始，英国卫生支出经费以平均每年10%的速度在增加，扣除通胀的因素，这个数字为每年7.5%。目前的医疗卫生的支出金额已经相当于1997年的两倍，并且到2008年还要增加三分之一。2006年，英国的卫生支出已经超过了欧洲的平均水平，2007年，预计全年的卫生支出将达到926亿英镑。

英国的NHS体制（全民免费医疗保障体制）和所有的国有化产业一样，深受垄断之苦，官僚主义、机构庞大，缺乏竞争和创新，缺乏人性化，效率低下。——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通过对这些主要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医疗保障体制的了解，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人所翘首企盼的全民医疗保障体制以各种形式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实践了很多年。这种医疗保障制度本是为了解决具有较高诊疗费用客观基数的西医所带来的医疗费用虚高的问题，依据福利经济学的基本理念而设计的。该种体制的核心内容就是实行各种形式的医疗保险，采取多元支付费用的方式来减轻相应国家的病人所承受的医疗负担。

从上面三组的信息来看，这种西方实行多年的全民医疗保障体制在转移支付医疗费用的主体、减轻病人的经济负担的同时，不仅把问题的承受者转换给了政府，也带来了各种弊端，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医疗民生问题。

（一）全民医疗保障体制改变不了医疗费用虚高的状况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中国，都出现了医疗费用普遍过高的现象，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由西医的诊疗特征所造成的，即西医的仪器设备检查费用、具有高昂研发成本的西药药费、住院费以及种种医疗服务付费项目造成了一个很高的诊疗费用客观基数，再加上西医的这些诊疗特征所带来的体制上的主观因素，导致了国民医疗费用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没有其他更好的低成本的医疗资源来代替西医，所以它们只能“治标不治本”地依靠政府和社会组织来帮助病人采取多种途径支付较高的诊疗费用，这就是全民医疗保障体制产生的社会背景。

全民医疗保障体制通过多种医疗保险的形式让政府和社会组织帮助病人支付一部分费用，这从表面上看的确可以减轻病人的费用负担，但是它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国民医疗费用，有时还起着不降反增的负作用。

首先，象英国早期那样实行的全民免费医疗体制，其前提就是国家要把大部分医院收归国有。但是医疗机构的国有化导致的却是国民医疗服务的质量显著降低，民众在国有医院里普遍得不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这就导致部分民众必然转向社会上的私人医疗机构就诊，依靠出高价去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这样低质量的公共医疗服务消弱了全民医疗保障体制的作用，变相地促进了个人所承担的医疗费用的提高。

其次，就是大多数国家实行的由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承担医疗费用的全民医疗保障，这种办法同样会有着促进医疗费用不降反增的作用。

我们知道医院里的医生往往会依据患者的支付能力去增减医疗付费项目，对于那些能够让国家支付一部分医疗费用的患者而言，医院里的医生往往会随意对其增加医疗服务付费项目，以便尽可能多地从病人身上榨取钱财。因此，全民医疗保障体制使得政府和社会组织为民众看病支付大部分费用的时候，也会使得医院向病人增加医疗服务付费项目的情况会进一步恶化，这就导致医疗费用进一步走高。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对其更加直观的描述：

假如全国的病人在没有实行全民医疗保障体制的情况下平均每人每年的医疗费用为1000元，施行医疗保障后国家和社会支付60%，从理论上讲病人个人付费只要400元；但当全民医疗保障体制施行后，由于医生考虑到病人会让政府报销一部分，那么他们就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增加病人检测费用和看病的项目，这时医疗费用有可能要提高1倍，即平均每人每年的医疗费用为2000元，那么国家和社会要支付1200元，而病人要支付800元，这样不但国家和社会承担的费用显著增加了，病人的负担也变得与起始没有多大的差距。

这就是为何多数国家实行全民医疗保障体制以后，不但国家的财政支出吃紧，而且病人的诊疗费用并没有减轻，看不起病的现象仍然严重。

（二）全民医疗保障体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将会导致公共财政危机

我们知道全民医疗保障体制通过国家和社会的转移支付会进一步刺激医院增加医疗服务收费，不但不能减轻病人的负担，反而有变相地加重个体医疗费用负担的消极作用。非但如此，它通过转移支付，也进一步加重了政府的公共财政负担。全民医疗保障体制并不是从根本上去降低医疗费用，只是把病人对高额诊疗费用的支出转移给政府，由政府来承担，它将从两个方面来加重国家的公共财政支出。

首先，政府承担部分医疗费用的前提是病人要在国有医疗机构里就医。国有医疗机构的建设是由公共财政支出的。我们知道西医医疗机构的建设成本是很高的，包括医院的建筑物、公共设施、诊疗仪器设备、基本药物以及床位等等都需要高昂的费用。国家必须对公共的医疗机构的投资必须保持可持续性地增长才能满足民众不断增加的医疗服务需求，否则就会造成国有医疗资源紧缺和诊疗水平低下的状况。

其次，政府要直接支付病人的大部分诊疗费用。

从美国、法国和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财政对医疗保障支出的费用来看，其数目和比例是逐年增加的，比如法国为国民医疗就付出了高昂的代价，2007年的医疗财政赤字已经高达117亿欧元。在一个年度里，一个国家的公共医疗费用比上年的支出比例增加时，那么该国的国防、教育和基础设设建设等方面的费用就会相应缩减，继而损害到这些方面的建设。

以西医为主体的医疗服务体系结构已经为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了高投资成本、高医疗费用的局面，它在导致社会个体的医疗费用不断走高的情况下，又通过医疗保障体制进一步把负担转移给政府，继而给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导致一些国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

全民医疗保障体制解决不了广大民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世界大多数国家的以西医为主体的医疗服务体系以及以全民医保为核心的医疗管理体制已经走进了穷途末路。

二、强化基层的西医医疗机构的作用解决不了民众“看病难”

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目前不仅遭遇到“看病贵”的医疗问题，同样也对“看病难”的现象深恶痛绝。在这次医疗改革新方案征求意见稿中，方案的制定者为了解决当前“看病难”的问题，把希望寄托在能够分流患者的乡村卫生院（室）和城市社区诊所身上，企图依靠强化乡村卫生院（室）和城市社区诊所的社会功能来缓解大中型西医医院患者过剩的压力。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老百姓“看病难”的主要原因到底有那些？如此改革，缓解“看病难”的愿望能够实现吗？

就像“看病贵”是由西医占主体的医疗服务体系所造成的一样，导致“看病难”的主要因素也可归于西医自身的缺陷。不正视这个客观因素，依靠改革医疗体制恐怕难以实现我们的主观地愿望，因为方案的制定者明显忽视了患者自身的选择能力。

（一）西医优势诊疗资源的“马太效应”引发看病难

西医具有一个明显的诊疗特征就是分工化，即完成一个诊疗过程需要多个专业人员的分工配合，比如对一个住院的病人进行治疗要经过设备检查、疾病确诊与治疗和后勤服务三道程序配合才能完成。我们知道分工为现代工业带来了规模化效应，而规模化效应又导致了资源聚集的“马太效应”。

何谓“马太效应”？《圣经》中“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说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美国著名的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在其经典名著《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中受这句话的启发概括了一种社会心理现象，即“对已有相当声誉的科学家作出的科学贡献给予的荣誉越来越多，而对那些未出名的科学家则不承认他们的成绩。”罗伯特·默顿就将这种社会心理现象命名为“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普遍地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中，比如市场经济中的垄断现象、贫富分化现象、城乡差距扩大现象等等都与“马太效应”有关。

“马太效应”同样在医疗领域中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我们知道西医的疗效水平不像中医那样取决于中医家个人的个性化诊疗特征，而是取决于医疗资源的规模化优势，而医疗资源的规模化优势来源于“马太效应”对医疗资源分配的作用。一般来说越是大型的西医院，其内在的配套服务设施、设备和仪器也就越先进，越能吸引和聚集高技术水平的西医师；越是占据规模化优势的大中型医院，国家往里面的投资就越多，展开的科研活动就越频繁，这就会进一步促进大中型医院的诊疗占据各方面的优势。诊疗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导致西医的优势资源主要集中在少数大中型国有医院里，继而造成了少数大中型国有医院在医疗领域里的垄断地位。那些遍布全国各地的乡村卫生院（室）和社区诊所，往往受经济因素的影响，其诊疗仪器设备不仅落后匮乏，而且诊疗技术水平也十分低下。比如一些常见的手术治疗在乡村卫生院（室）和社区诊所就难以实施，更不要说实施那些治疗疑难杂症的复杂手术治疗了。

广大乡村卫生院（室）和社区诊所由于受到医疗资源的限制而医疗服务质量低劣，疗效水平也是十分低下，这导致广大人民群众不愿意去就诊，他们只要患病以后不管大病小病就想去到中等或者大型的西医医院去诊治。我们知道西医诊疗资源的投资成本是很高的，这导致优质的大中型西医医院的数量十分有限，而当大量的患者集中到这些大中型医院里去看病时，自然会导致看病拥挤、排队的“看病难”现象。

此外，在现代的中国社会里除了由于西医自身的发生特征导致的看病难的现象之外，还有一条重要的因素就是国家医政管理部门通过西医的管理体制去扭曲中医发展所导致的。由于按着西医的体制化管理，导致大量“简便廉验”的民间中医资源被闲置而浪费，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广大民众“看病难”的医疗民生问题的严重性。

（二）属于西医性质的乡卫生院和社区诊所难以担当“分流”的使命

在当前的中国广大基层社会，中医由于受到西医管理体制的扼杀而逐渐消失，这就导致了基层的医疗机构基本上成为了西医的医疗机构，而广大人民群众在患病后无法再找到“简便廉验”的中医去看病。就像在前文所述，西医的疗效水平取决于规模化的资源优势，这些小诊所因为设备仪器的简陋和匮乏而疗效水平低下，广大基层民众一般是不愿意去到这些小诊所里去看病的，除非是应急或者受到经济的制约而不得不去诊治。

广大乡村卫生院（室）和社区诊所由于设备落后、技术水平低下，难以取得经济效益，这就会导致进一步的恶性循环，即这些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服务质量和疗效水平进一步降低。国家要想提高广大乡村卫生院（室）和社区诊所的诊疗服务功能分流大中型医院的患者，在只有西医资源可选的情况下唯一的途径就是加大对广大乡村卫生院（室）和社区诊所的投资，添置诊疗仪器设备和完善相关的服务设施，配置高技术水平的人才资源。然而，中国的人口众多，医疗市场需求量极大，要想对广大乡村卫生院（室）和社区诊所加大投资，其耗资是巨大的，而且巨大的投资平均分配到每一个基层医疗服务机构最终也是杯水车薪，难解问题。

因此，依靠国家的加大投资来发挥基层医疗机构的社会功能只会收效甚微，而且还有导致国家财政负担进一步加重的弊端。

（三）“看病难”引发“看病贵”的并发症

我们知道“看病贵”的主要因素来源于西医诊疗程序的分工与复杂的诊疗特征，但还有一个间接的因素也会导致“看病贵”，这就是由西医的资源分配导致的“看病难”。当有大量的民众不愿去到当地的西医小诊所去接受低水平和低质量的医疗服务时，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涌进具有显著医疗资源优势的大中型医院。然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必然带来高昂的医疗费用。于是在“看病难”的情况下，同时会引发“看病贵”的并发症。

以西医主体的医疗服务体系在当今的中国不仅带来了“看病贵”，也带来了“看病难”的民生问题，这是西医自身的诊疗特征决定的。我们的政府如果不去彻底改变这种以西医为主体的医疗服务体系结构，那么无论在体制上如何针对西医进行改革，都无法解决当前的医疗民生问题。

三、振兴中医是解决医疗卫生问题的唯一出路

中国如果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只有西医可供选择，那么我们只在由西医所形成的医疗服务体系所决定的医疗体制中进行改革也就无可厚非；但当这种西医医疗服务体系及其医疗体制已经给众多的国家造成高成本、低成效的医疗困境时，我们却抛开西方国家所没有的中医医疗资源优势不用，一味地依赖西医，这就是一种极其不明智的做法，我们为何“抱着金饭碗还要去讨饭吃”呢？

使用西医主导的医疗服务体系，我们不可能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所遭遇的“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问题，因为这是西医自身的诊疗特征和性质决定的，是世界普遍遭遇的医疗困境。既然从西医的角度不能解决，那么我们就要跳开西医左右的视野，去从中医的角度来重新设计我国的医疗服务体系结构及其相应的医疗管理体制，继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低成本、高成效的新型医疗之路来。我们只要充分了解了中医“简便廉验”的优势，就不难发现上述的论断并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一）中医具有简便廉验的诊疗特征

与西医相比，中医具有显著的“简便廉验” 的特征。

何谓简？中医的“简”既体现在理论上，也体现在诊疗形态上。在中医理论上，中医采用整体性的直觉类比思维，把自然万物纷杂变化的现象化繁为简，总结成一些简单的规律，比如阴阳五行就是一种简单的宇宙变化模式，但它却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能够有效地解释自然万物的变化；在诊疗形态上，中医诊断依靠的是中医家的五官和手，使用的治疗器具就是简易的针灸，而病人服用的药物就是从自然中获取的原生态的植物、动物或者矿物，且全部诊疗过程一个人即可独立完成。

所谓的“便”就是指无论是中医家的诊治还是病人的长期服药治疗都非常方便，能够因地制宜。中医家对病人的诊断由于不使用仪器设备而不受地点的限制，既可以在病人家里完成诊治过程，也可在医家家里；而病人服药治疗的过程就在自己的家里即可，不像西医那样需要住院。

“廉”就是诊疗服务的价格便宜，这是由中医内在的诊疗特征决定的。首先，中医的全部诊疗过程由一位中医家独立完成，不象西医那样由多个不同专业人员共同完成，诊疗程序的简化避免了主观增设大量的不必要的诊疗付费项目，这就从整体上降低了中医诊疗费用的客观基数。其次，中医的诊断采用“司外揣内”的整体原理，通过中医家的手与五官施行简便的“望闻问切”四诊直接从病人身上收集辨证信息，这种诊断方法不需要投入成本，也就避免了病人花费象西医那样的昂贵诊断费，继而减轻了病家的经济负担。最后，中医在疾病的治疗方面，中医家大多是直接开具汤药，而汤药只是由那些从自然界中采收的通过简单处理的中药材组成的，其成本非常低廉，而且疗效显著。同时，中医治病一般不需要住院，病人只要在家中按时服药即可，这就避免了象西医那样支出昂贵的药费和住院费。从上面分析来看，病人采用中医途径诊治只需支付购买汤药的低廉费用，这要比采用西医诊治所花费的全部诊疗费用中的药费一项的费用还要少得多。

“验”指的就是中医治病有着显著的疗效，这是经过几千年的临床实践验证过的，是无须怀疑的。

中医“简便廉验”的特征使得中医诊疗资源建设的成本和患者所需支付的费用都非常低。我们国家如果能够主动调整现有的医疗服务体系结构，大力扶持低成本、低诊疗价格的中医，让中医发挥着主体作用，那么就会使得整个国民医疗体系建立在一个很低的诊疗费用客观基数的基础上，同时让那些导致诊疗费用虚高的主观体制性因素也会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继而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全面降低诊疗费用，减轻社会个体和政府的负担，让国家能把更多富余出来的钱投入到其他的基础建设之中。

（二）只有充分发挥中医的优势，才能形成一条低成本、高成效的医疗之路

“简便廉验”的中医无疑是我国在医疗领域所具有的巨大的资源优势，在西方众多的国家已经在由西医所主导的医疗服务体系及其医疗体制中备受高成本、高诊疗费用的高负担长期煎熬的时候，我们国家只有充分发挥自己所具有的医疗资源优势，才能有效地解决所面临的与西方国家同样的医疗困境，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成效的新型医疗之路。这就需要我们的医政管理部门在充分了解中医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之后，大力发挥中医的各种优势，切切实实地去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1、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利用中医自医自救的作用

由于中医药知识来源于对自然现象的直观类比，学习者可以直接在自然环境中对中医药理论进行感性的认知，这就使得中医药知识易学易掌握。由于中医的诊断不使用仪器设备，使用的药物都是来自于周围的自然环境中，这就使得中医治疗能够因地制宜。中医的这种“简便”的特征使其能够得到有效地普及，便于为广大人民群众掌握，继而患病以后能够自医自救，即使有些在西医看来是大病也能在中医这里得到简便有效的治疗，不用去医院花费高昂的诊疗费用。比如对于胆肾结石的治疗，西医一般是让病人住院接受手术，这就会花费病人较多的诊疗费用，而一些农村地区流传的中医验方则用一种植物药就能治愈，就是地榆的根茎，这些病人自己到田间地头上采挖一些服用，根本就不用去医院。

我们知道利用中医自医自救的现象在古代一直存在着，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在儒家孝道的作用下往往都能自学岐黄之术，由于中医与儒家和道家文化有着同根同源的联系，这就使得他们在精通四书五经的基础上很容易把握中医理论，继而对自己和自己的亲人进行有效的治疗，历史上有部分中医学家就是这样炼出来的。广大人民群众利用西医自医自救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因为西医的运用需要在实验室和临床里进行特别专业的训练。

因此，我国的医政管理部门要在中医药理论知识普及方面多做工作，借鉴建国初期的医疗经验，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掌握一些中医知识，在自己或者亲戚朋友患病以后可以就地取材就地治疗。

2、要充分发挥中医教育低成本投资的优势

西医在近代的发展是建立在自然科学进步的基础上的，就像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一样，西医的理论也是研究人员将还原思维作用于人体和自然而建构出来的，它符合理性的抽象特征，具有显著的可重复性，继而具有公共性。西医知识的这种抽象的公共特征为其学院式的规模化传播提供了前提条件。既然西医知识是在实验室里建构出来的，那么西医的规模化传播也必须有着大量的实验仪器、设备和设施作为辅助的培训工具，才能让学生在实验室里去学习和把握在实验室里建构出来的知识。无论是规模化的培训还是大量的辅助培训设施，都需要巨量的投资。因此，西医的专业化和规模化的学院式教育是建立在巨量教育成本基础上的。

中医的教育则不是这样，中医是在上古六经文化、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所构成的文化环境里生发出来的，与各个文化部门同根同源。一个学者只要具备扎实的古典文化根基，就能很快领悟中医经典，并能在临床实践中有效地运用中医理论知识。古代的医家多是在民间自发而成的，有的是科举不中或者厌弃科举之后自学而成，有的则是拜师学艺而成，这些都属民间的自发行为。因此，古代的医疗资源根本不需要国家进行有计划的大量投资。如今，我国学着西医的院校模式来培养中医人才，并从政策上否定了那些自学和师承而成的民间中医，这不仅明显提高了中医的教育成本，也浪费了大量的民间中医资源。由于中医院校教育西化严重，投入与产出极不对称，大量的投资没有培养出应有的众多的中医家来，多数毕业的中医学生因为体制的原因被迫改行，这是很令人痛心的。

因此，我们国家的医政管理部门在搞好中医学院教育的同时，要革除那些效仿西医的体制化管理，充分发挥社会的力量和民间中医教育“零成本”的优势，让那些自学或者师承的民间中医人才能够自发地发挥其救死扶伤的社会功能，同时鼓励更多的民间志士去自学中医，以保证我国有着充足的中医资源。

3、要充分发挥中医诊疗低成本投资的优势

我们知道西医不仅在教育投资上是巨量的，而且在诊疗的成本投资上也是非常之大。西医的诊断依靠的是仪器和设备，西医的药物是用有着昂贵研发费用的生物化学制剂，西医的治疗一般需要病人进行或短或长的住院治疗，西医专业化分工的诊疗特征决定了西医资源的形成必须要进行规模化投资，即一个现代的西医医院需要大量的设施设备以及药物的投入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无疑，国家在西医资源的投资上是巨大的。

与西医相比，大量中医资源的形成只需要很少的投资就可以完成。古代的中医家一般是在自己家里为病人进行诊治的，他们既不需要仪器设备，也不需要病人住院治疗，可以因时因地对病人进行诊治。简便易行的特征使得个体诊所成为中医最合适的存在形态，而这些个体诊所也是自发出现的，他们不需要政府进行一分钱的投资。但自从西医传进中国后，我国政府效仿西医院建立了大量的中医医院，这些中医医院由于西化严重，在仪器设备和相关设施的投资上已经与西医医院相差无几。就像中医院校的高投入低产出一样，西化的中医院也是高投资低成效，在国民医疗体系中没有发挥出中医应有的优势。非但如此，中国政府为了保持医院的垄断地位，极力限制全国各地中医个体诊所的开办，这就进一步遏制了中医资源优势的发挥。

因此，我们国家的医政管理部门在搞好中医院改革的同时，还要废除那些限制民间中医开办诊所的限制，为这些民间自发形成中医的优势资源个体诊所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保证这些民间个体中医诊所在充分发挥中医的优势的同时，也能充分展现自己应有的救死扶伤的社会功能。

4、要充分发挥中医未病先防的养生保健功能

我们知道西医只能针对已经发生器质性病变的疾病进行诊断治疗。当疾病已经形成的时候再去诊治，虽然“亡羊补牢”时不尚晚，但这不仅要耗费大量的诊疗资源，还会增加广大疾病患者的经济负担，而病人的疾病最终要社会来买单。那么我们可以不可以做到未病先防，把疾病消灭在萌芽状态或者始终保持健康呢？这就要涉及到中医的优势。

“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未病先防的思想贯穿在中医理论的始终，具体体现在中医养生理论之中。从《黄帝内经素问》的文章排序来看，开始几篇中就系统地论述了中医的养生观。诸如《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首先指出了纵欲竭精对身体的危害，认为一个人如果纵欲无度，必然会导致真散正虚，肌体容易遭受邪气侵袭，继而患病和减少自己的寿命；《黄帝内经·素问·四气调神大论篇》则从自然变化的角度要求人们遵循四时和阴阳变化的规律，达到趋吉避凶、养生尽年，提出了“从阴阳则生、逆之则死”以及“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知已乱治未乱”的重要理论。

虽然中医治未病的思想是以提倡人们寡欲自然的行为方式而表现出来的，但它还包括了众多的行为方式，具体有气功（导引、呼吸吐呐）、太极拳、按摩、药膳、书法（主观上用于健身）等等，即凡是人们自觉的按着中医理论的指导进行的强身健体、祛病延年的各种活动都可以包括在中医的养生文化领域里。

我们国家应当充分认识到中医养生保健文化的重要性，它不仅能够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和人民的健康，还能大大地减轻国民医疗的负担。因此，国家的医政管理部门应该在国民之中大力宣扬中医的养生保健文化，将其作为一项重大的产业来建设，这将是利国利民的千秋伟业。

中医的存在是我国与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资源优势所在，我们国家应在西医已经给人类带来沉重的负担和危害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中医的简便廉验以及治未病的优势，不断地弘扬中医文化，壮大中医诊疗队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看病难”也可解决“看病贵”的医疗民生问题，进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低成本、高成效的新型医疗之路。

四、“新医改方案”对中医的重视仍限于“口头承诺”

经过近几年中医学界的自身努力，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医在国民医疗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所以在这次的新医疗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中刻意明确了中医药的地位，具体内容摘录如下：

“坚持……中西医病重的方针”。

“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

“充分发挥包括民族医药在内的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服务中的作用。加强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和中医院建设，组织开展中医药防治疑难疾病的联合攻关，在医疗卫生机构中大力推广中医药适宜技术。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扶持中医药发展，促进中医药继承和创新”。

“ 中西药并重”。

“在医学基础和应用研究、高技术研究、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研究等方面力求新的突破”。

“培育壮大中医药人才队伍”。

“加快中医药立法工作”。

这就是新医改方案中所有的针对中医的论述，它们就像一个个小小的珍珠镶嵌在整个西医管理体制的光华大衣上面，其内容量与其目标显得极其不相称，这也不得不让我们再次怀疑国家医政管理部门是不是真心地要去重视中医和实现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提出而到现在还没有落实的“中西医并重”的方针。

纵观整个医改方案，我们没有发现中国的医政管理部门将要采取哪些有效措施去实现“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重”、“培育壮大中医药人才队伍”以及“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唯有的一点具体内容就是要“加强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和中医院建设”，而这恰好说明了我们的医政管理部门并不是真心地去振兴中医，仍然没有为中医的异化性衰败所惊醒，仍然不能按着中医自身的发生规律去发展中医，仍然是在按着西医的思路来发展中医。我们知道这些中医院和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基本上是中医西化的产物，也是西化中医的主要阵地。因此，当国家在强调中医院方面的建设而没有提出重视中医个体诊所建设的时候，无疑是在继续走西化中医的老路子，而这样的“中西医病重”最终会走向消灭中医的歧路，让我们彻底失去优势的中医资源。

（一）“中医临床研究基地”推动了中医异化性的消亡

中成药在古代只是一种辅助的治疗药物，由于其药味组成固定，不能在临床辨证论治过程中随症加减，医家一般只对病情比较稳定且需要长期服用的患者施用。因此，汤剂在古代的临床应用中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如今，在国家发展医药经济的主导下，中成药由于形态固定可以作为一般商品在市场上流通，在中医临床的应用中份额逐渐加大，大有取代汤剂的趋势。我们知道中成药的制作在古代是不受限制的，一般的医家可以依据自己对患者病情的判断和患者的需要自己制作，由于工艺简单，价格十分低廉。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医政管理部门效仿西药的研发和流通方式，以主观认定中医家自制丸散膏丹临床不安全为由强行地剥夺了中医家自制成药的权利，推动中成药走上了“中药西制”和市场化的发展路径。

为了把中成药研制成象西药那样的商品，在国家医政管理部门的主导下，研发人员大量地引进了西药理论和技术，包括工艺、质量、药理、药效和临床验证等内容，进而逐步形成了类似于西药研发过程的“中药西制”的中药研发路径。在中成药的工艺质量研究上，采用现代的物理化学手段，寻找所谓的“有效成分”和具体的检测指标；在药理和药效学研究上，采用西药的药理、毒理等西药理论进行动物实验。这些临床前的研究一般都是在研究单位建造的实验室里进行的。一个中成药品种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的最后临床验证采用的则是西药的循证医学研究，即进行多期大样本对照临床试验。由于研究过程要需要西医的仪器设备进行检测，并且相同的临床病例数量较多，这个试验过程在中医的个体诊所里是不可能完成的，它需要在规模较大的中医院按着验证方案周密地集中进行。我们就把那些由国家医政管理部门认定的有资格进行中成药的循证医学研究的中医院称为“中医临床研究基地”。

“中医临床研究基地”是“中药西制”的产物，也是“中药西制”的主要阵地。它有效地推动了“中药西制”的发展，而“中药西制”的发展又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西化，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在中医理论上，“中药西制”需要中医理论进行标准化和客观化改造。中医标准化力图消除中医家的个性化诊疗特征，使中医理论要象理性的西医理论那样具有可重复的公共性特征，比如证型的标准化研究。中医理论的客观化则是在中医标准化的基础上要求临床研究设定一些具有可比性的量化指标，引进数理统计进行统计学分析，以进一步保证中医理论标准化的实现。这种整齐划一的标准化特征明显违背了中医自身的诊疗特征和发生规律，扼杀了中医家在临床诊治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把中医理论变成僵死的教条，继而使得辨证论治能够得以机械地进行。因此，中医标准化不仅使得中医理论变得庸俗化，也大大地降低了中医的疗效，阻碍了中医理论的进一步创新。

在诊疗实体上，由于中成药的临床验证采取西医和中医指标同时进行比较，这就需要“中医临床研究基地”要配备大量的先进的西医诊断仪器和设备，能够从病人身上收集到足够的可供比较的数据信息。这种研究就明显地推动了中医院的西化，即中医院不仅要配备大量的西医专业人员，那些中医家也必须能够精通大量的西医理论。我们看，“中药西制”最终让这些“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变成二流的西医院。“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的西化对其他属于非临床研究基地的中医院也产生了明显的导向和示范作用，继而推动着中医和中医院的西化。

中医理论和中医院的西化最终导致的是 “废医存药”和中医药的诊疗优势彻底丧失，把中医变成了一个高成本、低成效的西医附庸。

在成本上，“中医临床研究基地”需要国家进行大量的投资，购买西医的诊疗仪器和设备，建造大量的后勤服务设施；而“中药西制”由于采取了西药的研发技术、理论和路线，这导致一个中成药新品种的研制成本大幅度提升，它远比过去那些中医家在家里依据病人的病情自制的丸散膏丹付出的代价要昂贵的多。

在成效上，“中医临床研究基地”的临床医生的理论思维多已西化和僵化，他们的辨证能力和医疗水平大打折扣；而“中药西制”不仅使得中成药在物理化学提取过程中发生了处方改变而疗效下降，也违背了中医的辨证论治的规律，机械地运用造成了一些不应该出现的临床事故。

中医理论和中医院的西化在降低中医疗效的同时，大大地抬高了中医药的诊疗费用，其对中医和国人健康的危害是巨大的。虽然“中药西制”能为中国的GDP增长做出一些贡献，但这是以损害中医学术自身和国人健康而换来的。

“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只是中医西化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怪胎，它有力地推动了“中药西制”和“废医存药”，它是在西医的示范下而产生的足以消灭中医的毒瘤。如今国家还要将其作为中医资源之中的核心部分花费巨资进行建设，这完全是与中国人的健康背道而驰的，也是在愚蠢地自毁长城。

（二）西化的中医院让中医丧失了所有的资源优势

现代中医院既是一个医疗实体，也是一个经济实体，其在给出医疗服务的同时也在向病人索取利润。现代中医院正是利用了自己的规模化优势和经济实力，在国家医政管理部门的强力引导和资本的选择之下走向了西化，即采取象西医那样的能够赚取高额利润的治病手段。

首先，现代中医院里的医生为了给医院创收，放弃了“简便廉验”的“望闻问切”四诊，改用西医的仪器和设备的诊断。这种诊断方法的改变一方面显著地提高了病人的诊疗费用，不必要地增加了病人和社会的医疗负担；一方面促进了中医家放弃辨证论治，采用西医的辨病施治，机械地运用中成药或者汤药。

其次，现代中医院的中医家由于要使用大量的西医仪器设备和西药，就必须精通西医药理论，而长期地依赖这些创收工具，导致他们的理论思维严重西化。西化后的中医家既不能很好地运用中医理论，也不能按着中医理论去为病人治病，这导致中医院的整体疗效水平大大地降低。

因此，西化的现代中医院使得中医所具有的“简便廉验”的特征完全丧失，不仅抬高了病人使用中医进行治疗的诊疗费用，也大大地降低了中医的临床疗效。

中国的医政管理部门在没有对中医的生存和发展现状进行深刻反思的情况下，继续按着西医的发展路线来发展中医，以此希望来减轻国民的医疗负担，这样的政策和相关措施与其在方案中提出的目标无疑是南辕北辙，它不仅不能有效地利用中医的资源优势缓解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会进一步加速中医的体制化消亡。

第三章中医的体制化改革与中国新型医疗格局的形成

因为缺少有效的非西医医疗资源，西方国家只能在由西医决定的医疗管理体制里做文章，它们不可能去调整自己国内的医疗服务体系结构。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却有着显著的医疗资源优势，那就是我们国家不仅有着从西方文化生发出来的西医，还有从中国固有文化中产生的中医。千万年以来，中医一直担负着维护中华民族肌体健康的重任，使得中华民族繁衍昌盛。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医却在西医和科学主义时代精神的强势腐蚀下已经处于前所未有的衰败。中医的日趋边缘化使得中国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医疗资源的优势，继而让中国面临着与西方国家同样的医疗困境。

目前在西医及其决定的医疗体制已经走入穷途末路的情况下，我国的医改要想成功，彻底解决广大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唯一的出路就是重新重视中医，利用好这个优势的医疗资源，让其在国民医疗服务体系中继续发挥着主要的医疗作用。因此，中国医改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医的振兴，那么我们国家应该如何去采取有效措施去振兴中医呢？这就需要对中医在近代日趋衰败的主要原因进行分析。

自从民国以后，中医就从原来的民间自发状态走向由政府主导的体制化进程。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其医政管理部门都要制定大量的指导方针、战略规划等众多的法规文件去指导中医的教育、管理与发展。经过近百年的体制化过程，如今的中医从教育到科研，从科研再到临床，中医的每一个环节都牢牢地处在体制化的束缚中。但中医的这个体制化过程不是从中医内部生发出来的，它完全是由国家医政管理部门照搬西医的体制化强行施加给中医的，这种外来的体制化由于不符合中医自身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严重地扭曲了中医的发展，导致中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败。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医改的成败在中医的兴衰，而中医的兴衰却决定于中医的去西医体制化是否成功。如果我们的医政管理部门仍然按着西医的体制来约束中医，那么中医也就难以振兴。中医不能振兴，我们国家就没有可以用于替代西医的优势资源，那么我们的医政管理部门就依然会陷入西医体制的怪圈不能自拔。

因此，只有实现中医的去西医体制化，按着中医自身的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来重新设计中医的教育和管理的体制，才能使中医走向良性的发展轨道。我们国家只有有了足够的中医优势资源，才能调整医疗服务体系结构，实现以中医为主体、西医为辅助的全民医疗服务体系新格局，才能彻底地消除由西医主导的医疗管理体制给我们带来的医疗困境和民生问题。

一、中医教育体制的改革

要实现我国现有医疗体系结构的调整目标，让中医逐渐成为国民医疗体系的主体，就必须保证中医资源能够可持续性地增殖，继而塑造出一支数量众多、技艺精湛的中医家队伍；而要想塑造一大批中医精英队伍，就必须从中医教育抓起。中医教育自从民国以后逐渐被体制化，最后实现了由国家医政管理部门完全主导的中医学院式教育体制。既然是由国家医政管理部门来主导，那么中医教育发展的成败就取决于医政管理部门指导中医教育的主导思想。然而不幸是中国医政管理部门在制定中医教育的指导方针的时候，不是充分地考察中医的发生史把握其文化特征和发生规律，而是受强势的西医和科学主义时代精神的影响，把西医教育作为中医教育的标准，不但地采用西医的教育体制来塑造中医教育，这种违背事物发生规律的做法导致了中医教育的畸形发展。

我们知道中医在古代的主要来源是民间，这是由中医所处的文化环境决定的。中国古代文化环境是以上古六经（包括诗、书、礼、乐、易、春秋）、儒家和道家文化共同构成的，由于这些中国固有文化与中医有着共同的元理论框架和思维研究方式，这就为中医的自发产生提供了合适的文化土壤。那些有着很深的儒家或者道家文化根基的学士一般只要愿意学习中医理论都能很快掌握中医理论，并能有效地运用于临床。他们或者自学，或者师承。纵观古代的医学史，那些众多的大家几乎都是来自于民间自发成才的。自从民国时期开始，中国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固有文化逐渐退出了国家意识的主体地位，并在民间逐步走向衰退和边缘化。中国固有文化的缺失，使得中医只能生存在一个异质的西方科学主义文化的环境里，这就导致了中医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土壤。民间中医自发产生的环境不再，中医在民间必然要走向衰败和消亡。虽然有着国家主导的中医学院，同样是在强势的西医和科学主义的作用下走向了西化，难以培养出真正的中医人才来。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的繁荣，中国古典文化的复兴开始走向了强势，这就为中医在未来的回归民间提供了文化环境，国学在民间的复兴又开始蕴育着新的民间中医的产生，已经有着越来越多的民间志士愿意自学中医就是明证。因此，随着师承中医在政策上的被扶持，未来可以形成学院教育、自学和师承教育三大中医资源来源途径。那么我们的中医教育体制改革就是要从这三个中医资源来源途径入手，保证这三个途径能够提供大量合格的中医人才来，继而保证中医资源的的可持续更新和增殖。

那么我们的中医教育体制该如何改革呢？我认为需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个是纵向的中医学院教育改革，主要是中医学生学习内容、教材和临床实习方式的改革；一个是横向的中医来源途径的改革，即打破学院教育的垄断，从政策上扶持中医自学和师承人员，保证这条生发渠道的通畅。

在中医教育的纵向改革上，主要是针对中医学院教育进行的。由于中医学院教育是效仿西医的院校式规模化教育而建成的，其教材的形式和课程的设计都已经严重西化，西化的学院教育培养不出合格的中医人才。因此，我们需要破除那些效仿西医而违背中医自身发生规律的教育体制内容，从教材的编制、学习课程的设计和实习教育的形式上进行改革。首先，要在教育初期培养起中医学生的古文功底，让他们在强化古文训练的同时，也强化中医理论思维；其次，就是让他们接受中国古代经典的强化教育，废除那些较多的西医课程；然后，强化中医经典教育，并在临床实习过程中建立其师承式的导师制。广大中医院校只有按着中医的文化特征和自身的发生规律来培养人才，才能保证培养出大批合格的人才来。

在中医教育的横向改革上，要充分认识到自学和师承两种传统方式对中医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其零成本投资的教育优势。开辟民间中医人士自考的渠道，给他们接受学院教育的机会；鼓励社会上的更多人士去学习和实践中医理论，同时将其有效地纳入民间中医的管理机制中，让其接受政府的有效监督；鼓励那些民间中医收授徒弟，完善这方面的管理法规，保证师承有效有序地进行。我们只有从国家政策上鼓励和允许民间人士自学中医和实践中医理论，才能进一步引导更多的人士去学习中医。我们需要遵循中医文化特征和其发生规律，形成学院教育、自学和师承三种途径共同向社会输送越来越多的合格的中医人才，继而壮大中医队伍。

二、中医管理体制的改革

中医资源源于教育，成于管理，用于临床。从教育到临床，这条资源的生发途径如果不通畅，那么再多的中医人才被培养出来，都会被管理体制给消灭掉，而不能在临床上发挥应有的效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医院校建了几十所，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中医学生被投向社会，可是社会上有用的中医资源却日益枯竭。我们知道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虽然与中医学院式教育的西化有关，但更重要的却是中医管理体制的西化。我们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化的中医管理体制就像一把利刃正在消灭有效的中医资源。

首先，国家医政管理部门效仿民国时期通过的由余岩提出的《废止中医案》中对中医从业人员的限制，利用《执业医师法》所设定的条件把大量的民间中医阻止在中医队伍的大门之外，让这部分自发产生的中医资源不能充分发挥救死扶伤的社会功能，继而导致了大量民间中医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执业医师法》在消灭既有的民间中医资源的同时，也堵死了民间中医自学和师承的途径，使得民间中医资源不能可持续地更新和增殖。

文章来源：http://www.globrand.com/2009/24014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