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的传统与出路

    有人说中医代表了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但方向未必就是回归,中间可能有个螺距,这个螺距就是中西医在发展中互相借鉴、融合,宗中纳西,就是中医药的与时俱进。
    贾谦:我从一九九二年开始涉足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到现在十几年了,发现要解决中国十三亿人口、特别是九亿农民的健康问题,必须发展中医。因为我们还学不起西方的医疗保健体系。美国一年的卫生医疗费用是一点三万亿美元,我们国内生产总值才一点三五万亿美元,全部用来吃药,吃药的数量也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因为我们的人口是美国五倍。同时,美国有那么多先进的技术和医疗设备,那么多的高级大夫,人类疾病中仍然有70%解决不了。而其余能够治疗的30%的疾病当中,误诊率在50%以上。所以,我们应考虑需不需要去学这样的体系!中国历史上没有西医的时候,中医解决了中国人看病的问题,特别是在病毒性传染病方面,从张仲景到后来的叶天士、吴鞠通,都解决得很好。解放后,乙脑、流行性出血热、麻疹都由中医解决了,疗效要比西医好得多。以中医为主解决了一九八八年上海乙肝复合甲肝问题,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将之与美国以西医为主治疗同类疾病的疗效进行了统计对比,结果为:1:234,即中国仅死一个人,美国要死二百三十四个人,中医的疗效显然要比西医高得多。
    反过来看看中医处于什么位置。辛亥革命前后,我国四亿人口,有八十万通过师徒传承的中医;后来,由于余云岫等反对中医,要“废医存药”,所以国民党政府就消灭中医,到一九四九年,我国只有五十万中医了;现在我们是二十七万中医,比一九四九年的时候差不多又减少了一半,、而我们现在的人口是十三亿,是一九一一年的三倍还多,如果根据一九一一年的比例,我们现在至少应该有二百五十万中医,但实际只有二十七万,再看看这二十七万的质量,我们调查了一些中医院,最多只有十分之一的大夫能开汤药处方,即能够辨证论治。如果按这个比例算下来,我国能够按照中医思路看病的中医大夫今天只有两三万人。再过十年,这些人退休了,可以说中国就没有中医了。今天我们不少病人说找不到好中医,事实上就是这个问题。谁是那三万以内的中医,谁又是那三万以外的中医?后一部分人只能开化验单,开一些西药和中药,与西医几无二致。据统计,目前我们的中成药60%以上是西医开的,中医开出的不到40%。大量的西医不学中医知识就随便开中成药,能成吗?龙胆泻肝丸事件就是这样弄出来的。如果没有了中医,中药就是垃圾,没有用处。目前我们中医的状况是非常危急的。
    前年,我们课题组提出了振兴中医五大工程,要解决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就是政策法规保障工程,即改革、完善中医药政策法规,使之能够促进而不是阻碍中医药的继承和发展。现在中医药很多问题是政策法规造成的。国民党的时候明摆着是要消灭中医。解放后,毛主席为中医说了很多话,中医才保留下来,而且是说要西医学习中医,现在却是要求中医学习西医。我们现在有二十八所中医院校,但“生产’不出足够数量的合格的中医,什么原因?法律问题。现在“人大’已经提出要给中医药立法,但立法的立足点在什么地方?是管理还是发展、保护?我认为,五十多年来,“管理’已经快把中医管没有了,所以不应再立足管理了,应该给一点宽松环境,应该用法律保证中医药的继承发展。也不应该立足在保护上,如果把中医当长城一样保护起来,中医就彻底完了。长城是历史遗迹,现在失去实用功能了,但中医五千年来一直在用,今天仍在发挥作用,将来也应该成为主要的医疗保健体系。所以,立足点要放在全面继承和自主创新上。
    我们总说中医没有创新发展,实际上SARS期间是中医最好的发展机会,我们放过了。一开始没有把SARS列入传染病,广州中医还可以辨证论治,解决SARS问题,一宣布SARS是一类传染病,北京中医就失去了介入机会。西医在无法诊断SARS时,要求大量用激素和抗生素,如果大量抗生素还不能退烧,那就是SARS。我们到广州去调研,发现中医能够解决问题。邓老告诉我们,他徒弟的夫人是护士长,在一线感染了SARS,他让把激素和抗生素停了,用中药,活了,又投入了战斗:另外一位护士长没有用中药,成了烈士。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六十例SARS患者,无一例死亡,无一例转院,无一例医护人员感染,迄今没有后遗症。二OO三年四月二十六日,我们在北京藏医院召开“中医药成功治疗SARS学术交流会”,同一天,某院士在香港讲,中医治不了SARS,没有一例病人是中医治好的。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七月,他所在医院的五位中医大夫写了《中医治疗SARS七十一例回顾》的论文公开发表,他是第八个署名的作者。中医介入前收了三十六个患者,死了十个,介入后治疗的七十一例患者,死了一个。到底是西药有效还是中医有效?但是,虽然中医界的各位著名专家一再呼吁,整体上却没有真正让中医介入SARS治疗。使中医失去了一次提出创新理论的机会,因为中医历来是在与疾病斗争中发展的。
    陆广莘教授曾说过,中医是理论医学。也就是说,按照中医理论,应该能够应对各种疾病,包括西医认为新出现的疾病,如SARS和艾滋病。我就带着这样的想法邀请民间中医王文奎下到艾滋病村查看艾滋病患者症状。我们课题组先后治疗九十例患者,效果不错。在一年半中,我们十多次到艾滋病村调研,发现共有八路民间中医,在国家尚未顾及到艾滋病时,就前往艾滋病村免费为患者送医送药,效果都很好。民间中医因为没有受到西化的影响,所以敢于辨证论治,所以就有效。可是我们的“国家队”从到坦桑尼亚治疗艾滋病开始,到现在十八年了,没有拿出一个很完整的办法。这些同志非常辛苦,也确实提出了许多很好的办法,用的一些药也有效,但关键就是因学校教育造成的思路错误,总是跟在西医后面追赶,按人家的思路用药。在去坦桑尼亚之前就争论,到底是辨证论治还是辨病论治,最后结论是“辨病加辨证,以辨病为主”,也就是说要按西医思路去杀灭病毒。中医不讲杀灭病毒,首先讲究保全自己。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家里来了贼,西医是兄弟姐妹人手一件武器,手榴弹机枪一起上,要消灭这个贼,贼虽然死了,兄弟姐妹也误伤了不少;中医是把厨房门锁起来,保险柜锁起来,让贼偷不了,打开门窗,拿个笤帚把贼扫出去。所以,中医治疗艾滋病人首先解决两个口的问题,即解决吃不进又拉稀的“出超”问题。能吃进去,又不过分排出去,身体就能好起来。虽然总体来看中药杀病毒效果并不理想,很多人体内还有病毒,但他们能像健康人一样活着,能吃能睡能劳动,能上养老,下养小。这就是中医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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