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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造就中国低素质的公民?

2020-09-19 11:42正中堂正中堂
谁在造就中国低素质的公民?
在中国造就最低素质的人,应是不怕罚款的,不怕罚款的人有两种,一是大款,孩子就要生,生了就交钱,因为他们有钱不怕罚款;二是穷人,生就要生,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这些有钱的土豪交得起罚款,但大都没有精力去教育众多的孩子;而没钱的穷人,缺失教育的条件,孩子大多不能读大学,有的初中没毕业就踏上了打工路,有的从小就辍学,甚至有的根本就没进过校门。比如江苏邳州邢楼镇刘屯村的刘向明,18年漂泊在外,夫妻俩以拾荒,报道说,他们的生活主题就是造娃,一共造了10个孩子。连糊口都难,还能培养孩子?孩子不读书,从小跟着他们拾荒,能有什么素质?如今种田也要有知识,科学种田才能增收。可以说,刘向明这对夫妻造就的这群孩子,应是中国素质低下的公民。
吴敬琏先生说橄榄型社会是最理想的,两头小中间大,有庞大的中产阶级作为稳定的力量。就经济来说,有人说中国还是“金字塔”型,即使是橄榄球社会,也还是很脆弱的。中国虽然是世界经济第二大国,但富人占的财富太多,10%的富人占了63..9%的资产,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过,当前的中国10%的富人占有80%的资源,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收入相差近40倍。从这些数据看,中国依然是“金字塔”型社会。中国要强大,要社会稳定,橄榄型社会是当然是最理想的。这种“金字塔”型物质社会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其实将要阻碍中国大发展的是另一个“金字塔”,是国民素质的“金字塔”。中国的国民素质已随着计划生育政策而逐步下降。
如果凭刘向明的家庭条件,也只能造就9个低素质(一个被淹死)公民,或许有人说,农民刘向明造就这么多低素质公民,不带普遍性,应属个例。但我们应该知道,农民是中国最大群体,9亿人,这个最大的群体却在造就中国最大的低素质公民群。农民允许生二胎,但生三胎、四胎的却是比比皆是,有的更多。
农民难以培养高素质公民,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这一趋势正在被加剧和固化。城乡教育“二元结构”导致了教育不公平。由于师资、教育设施政府都倾斜于城市,教师在乡村学校工作远比城市艰苦,工资待遇却比城市低得多,使得优秀教师涌进了城市,乡村学校缺失优质资源。农村优秀的生源得不到好的教育,从而无法进入重点中学,进不了重点中学,也就考不上好大学,考不上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在这个“拼爹”的时代,他们往往认为读书没有太大的作用,读书是要钱,不读书是节省钱,早点出来打工还能赚钱。如今在农村找一位高中毕业的年轻人很难,会读书的上了高中考大学,成了城里人,不会读书的读个初中毕业就很不错,所以当今农村青年大多是初中学历。
数据显示,我国4.8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约占4.2亿人。近九成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低下。如果把初中毕业以上的人作为农村的“高素质人”,也只有6000万人,7个农村劳动力中只有1人是初中以上文化。而这些初中文化以上的人,却大多是40岁以上的人。如今乡村读书无用论泛滥,农民的整体素质就会仍然下降。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群体,农民素质下降,国民整体素质也就下降。中国是农业大国,如果读书无用论继续泛滥,让孩子辍学的只会越来越多,农民整体素质就会越来越低,低素质农民显然难以及时接受一些先进技术和方法,这就限制了农村的发展。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农民整体素质的下降,也阻碍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因为农民的整体素质是确保其在城市长久安身立业的本钱,农民整体素质越高,进入城市就业机会越多,成为市民可能性越大。
不能造成高素质公民的另一个原因,大多农村孩子是跟着老人生活,其教育显然成问题。
记得央视报道过粤东一个土豪生了7个孩子,尽管这个家庭经济条件非常好,但夫妻整天忙于经营,孩子缺失家庭教育,显然也难以培养高素质的公民。《南方农村报 》报道了汕头市潮南区仙城镇仙门城居委会副主任赵林贤生有9个子女,超生7个。这么多孩子,赵副主任能教育得过来吗?其实土豪生一群孩子的新闻是屡见不鲜。
前面我讲了,超生的有两种人,是有钱人,而是穷人。而最不敢超生的就是在体制内的人,他们大多只能生一胎。如果说,那群人最能造就中国高素质公民,毫无疑问是这群人。他们无论是经济条件,还是家庭教育环境,培养两个孩子是没问题的,且有时间,有精力。他们大多都是大学毕业,所谓有知识、高素质的夫妻,是适合培养高素质公民的家庭,可他们只能生一胎。比如一对大学教师夫妇,无论经济、环境、时间都是培养高素质公民的优越条件。然而这书香门第却只能培养一个孩子,这是资源的大浪费。杨支柱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妻子也是知识分子,这样的家庭培养几个高素质公民是没有问题的,可他生了二胎,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010年4月19日我在“光明观察”发表了《法学教授杨支柱该不该超生第二胎》,我在文章中指出:杨支柱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副教授,杨教授该不该生第二胎?我认为该生,站在高度上说,是为了民族的振兴和祖国的未来。杨支柱夫妇都是知识分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精英一族”,从遗传基因来讲,生的孩子是健康聪明的,教育条件好,有利于孩子的发展,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杨支柱夫妇也有抚养二胎的经济条件。在我看来,实行计划生育30年,中国人口的整体素质在下降,尤其是独生子女娇生惯养,缺乏承受力和吃苦耐劳,干事业就需要那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有美国军事家撰文分析中国军队“软肋”时说,中国的军队勇敢拼搏的精神在下降,原因到了这一代军人大都是独生子女。
我认为杨支柱教授该生的最大理由是,计划生育既然是国策,就要人人平等。杨支柱生二胎是在追求权利的平等。在中国,计划生育已造成了最大的不公,如今有三种人想生就生,要生多少个就生多少个,一是有钱人,因为他们不怕罚款(交社会抚养费),曾经有老板自豪地对我说:“这些都是我用大捆钞票买来的(交社会抚养费)”。有钱能多生孩子,当然让人羡慕,更让那些工资族甚感惭愧。当然,由于老板们忙于经营,家庭教育的环境也就可想而知,他们对孩子疏于管理和教育,尽管有过多的钱送孩子去贵族学校,但许多孩子仍然不愿读书,要成为人才就难,可以说,这些“富二代”更难担当国家栋梁。二是穷人,还要有点无赖精神,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对于这种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连他家的门都不愿上,罚款拿不到一分,还可能要挨一顿臭骂。我们村里的低保户,生活困难,但孩子却比谁都生得多。还有一个残疾人,娶的老婆有点傻,也就是我们的说智力问题,生的3个孩子其实智力也有问题,就是没有智力问题,也没有培养教育的资本。在农村,这样的一群人却是超生的积极分子。三是有权人,这些人虽然不敢明着生,但可以暗着生,变着戏法儿生。有的官员在国内和妻子生了一胎,然后妻子成了外国人,就可以生几胎,谁去管?也没法管得了。有的官员包养二奶、三奶生(包养二奶、三奶生的还有那些有钱人)。还有的虽然前后计划生了两胎,但人家聪明,上户口时却是“双胞胎”,符合计划生育政策……至于那些明星,就不想说,因为人家大都在国外生孩子,他们生了多少个,国人也无法知道。而工资族们想生也不敢生,怕交不起社会抚养费,怕丢了饭碗。而事实上,这种生育权利的不平等,制造了矛盾和不满,不利于社会和谐。
再说独自长大的独生子女,虽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们孤独的心。独生子女除了与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外,没有兄弟姐妹这层关系,因此其社会化带有自身的特点。一个孩子没有伴,也增加了教育和培养高素质的难处。
我们还不能忽视生态环境的改变而使城市青年夫妇不能生育的状况,也不能忽视城市中剩男剩女越来越多的现象,他们不结婚,当然也不生孩子。如今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可生育二胎的,却有不少夫妇不愿再生,这说明有培养高素质公民的家庭,生育状况仍在萎缩。
计划生育可能造成生育量成“亚铃型”,穷人生育是亚铃大的一头,而另外一头虽然小点,但那是富人的生育数,而有条件培养高素质公民的生育数却是亚铃中间最小的。国民素质的高低却是“金子塔”型,低素质公民就在“金子塔”底部。
国民素质的高低关系到风俗良窳,人才盛衰,国家强弱。要想强国就要提高国民素质。美国为什么强大,除了各种历史上的原因外。关键是美国公民的整体素质高。由于强大而使得整个国际社会的人才、经济等各种优势都被吸引过去,造成良性循环,因为强大而更强大。任何一个国家一旦走向国际橄榄球的顶尖,它都会毫不例外地成为全世界的“楷模”。
中国要发展,要强大,就要提高整个国民素质。老龄社会是一个趋势,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国民素质整体大下降。要改变当今现状,就要允许这些可以培养高素质公民的家庭能平等生育,允许每个家庭都能生二胎,甚至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