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在日本震撼演讲：社会这艘船沉了，富人不会比穷人结局好到哪
为什么会出现忠臣良将多被害现象？(点击原文）
观察历史，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忠臣良将多被害现象？分析一下，可能大致有如下方面原因。
一是忠臣良将功劳大，容易遭小人算计。尤其是朝廷一些无能的小人，由于只有靠算计掉这些忠臣良将，自己才能上位，所以，必然会拼命算计忠臣良将。忠臣良将用三十六计保家卫国，小人用三十六计算计忠臣良将。
二是在小人算计的情况下，皇帝也容易被蒙蔽欺骗。因为皇帝是人，不是神。一个人说谎，皇帝好察觉，多个人说谎，皇帝就很难察觉。尤其在皇帝缺心眼，或心地比较善良的情况下，更容易被欺骗。因为一般善良的人，总是更倾向于相信别人也善良。
三是皇帝也可能心胸狭窄，忌惮忠臣威望。皇帝对忠臣良将，有两种摇摆心理。一种心理是，需要忠臣良将，这是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一种心理是，不需要忠臣良将功高盖主，名望高于我皇帝，因为这对皇帝的威信是威胁。当皇帝感觉忠臣良将的名望对自身威望构成较大威胁时，忠臣良将被害的危险也就增大了。
四是忠臣良将自己也是一个方面的因素。由于忠臣良将一般都有才华，身上有雄厚人力资本。所以，忠臣良将必然更多倾向于靠干事业取胜，靠干事业成为人生赢家，而不是更多靠巴结皇帝或靠算计人取胜（因为这是阴招，是损人的事），这会让忠臣良将在人际关系中有孤立化倾向，同时，也会让皇帝对其有疏远感。
五是社会信息不对称也是一个方面。由于社会总是存在信息不对称甚至严重不对称情况，再加上一些小人别有用心挑拨离间算计和蛊惑煽动，这可能会形成对忠臣良将不利的社会舆论局面。
六是社会缺乏对忠臣良将的有效保护也是一个因素。社会总是会有少数清醒者和智者，能辨别忠奸，看清局面，但在一个小人太多的社会，这些少数清醒者和智者，毕竟力量有限，对忠臣良将的保护也就有限。
六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忠臣良将往往总是被害，就是必然规律。在六个方面的因素中，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小人太多，这是忠臣良将多被害的最主要因素。一般情况是，忠臣良将多被害与小人太多，二者是高度相关关系，也是高度因果关系。总之，忠臣良将为什么多被害，最简洁最准确答案，一句话，就是小人太多。
鉴古知今。忠臣良将是国家和民族的栋梁，栋梁被害，大厦将危险。国家和民族发展，一定要解决好保护忠臣良将问题。如何解决忠臣良将多被害情况，基础工程还是文化道德建设。制度建设也很重要，但若缺乏文化道德基础，作用毕竟有限。因为若小人太多，制度会多陷入囚徒困境。就拿投票选人，在小人太多的情况下，枪打出头鸟，忠臣未必票数高，甚至有时最差最恶的奸人，反倒票数最高。而在一个遍地是君子和良心充裕的社会，忠臣良将要被害，很难。比如，即使制度命令开枪，但良心可以让枪口抬高一个厘米，不会伤害到忠臣良将。
文化道德如何建设，关键是要实施好“脱俗”工程。在一个崇拜世俗权力和金钱的社会，忠臣良将必然也是多被害。因为一个多崇拜世俗权力和金钱的社会，必然也是一个多小人的社会。所以，一个国家和民族能不能真正崇拜国家功臣和民族英雄，而不是把权力和金钱更崇拜、更看重，这是检验一个国家和民族是不是有发展希望的关键所在。社会应形成人人崇尚和尊敬功臣和英雄的气氛。国家功臣和民族英雄应该时时处处坐上席位置。
另外，制度建设也很重要。制度如何建设，一是要建立健全靠业绩取胜的制度体系。就如打球，谁是冠军，靠比赛说话，靠赢的点数说话。二是要对业绩建立有效识别制度，要防止业绩造假情况。小人和无能之人，干正事不行，但造假往往是一把好手。对业绩造假，一定要零容忍，这是保证靠业绩取胜制度有效的关键。三是对国家功臣和民族英雄要有宽容制度机制设计。功臣和英雄是人，不是神，难免会有人性弱点，这需要有宽容保护的制度机制设计，以防止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借题大做文章，以此达到不可告人之目的。
总之，一个国家和民族，若真正的国家功臣和民族英雄活得越好，越受到社会尊敬，国家发展必然越好，民族前途必然越光明；若真正的国家功臣和民族英雄活得越艰难，越没有人理睬，甚至越是被谋害，国家发展必然越是困境，民族必然越没有光明前途。（作者：甘肃省委党校二级教授）
到底是谁在吃人血馒头？你的卑劣与众不同，你的谎言震耳欲聋！（点击视频）
由莫言被起诉，想起了《静静的顿河》，为什么你连斯大林都不如(点击原文）
（一）这几天，所谓“起诉莫言”事件在网上引起了一阵喧嚣。我不打算直接评论这件事，那个要起诉莫言的小丑还不配我为他写一篇文章。在这里，我只是有感而发，由莫言想起了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那便是《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我觉得很有必要把这两位文学大师和他们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而谈一下。
《静静的顿河》是苏联著名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代表作，这部杰出的作品竟然是出现在斯大林时代，所以，它完全可以说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奇迹。
《静静的顿河》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莫言的《丰乳肥臀》颇有几分相似。当然，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丰乳肥臀》有些像《静静的顿河》。
两本书都以普通的农民为主角。《静静的顿河》的主人公葛利高里是一个普通的顿河哥萨克农民，他和其他哥萨克人一样，爱喝酒，爱追逐女人。他勾引有夫之妇，然后还暴打了人家的丈夫。他娶了媳妇，心里却又放不下情妇，两边的便宜都想占。
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葛利高里身不由己地被时代的大潮推上了血腥的战场。再后来，沙皇被推翻了，十月革命爆发了，葛利高里参加了红军，但是他感到红军太残酷，又转而投奔白军。他在两支队伍之间跳来跳去。最后，他终于厌倦了，疲惫了。他丢弃了武器，一心只想回家去，回到自己的亲人身边去。
按照所谓“革命文学”的标准来衡量，《静静的顿河》简直反动透顶。葛利高里在道德上一点都不崇高，就是个乡下的小混混。书中其他的哥萨克人也都和他差不多，大都是嗜酒如命的好色之徒。肖洛霍夫这样的描写，按照“无产阶级文学”的标准，纯属是“污蔑劳动人民”。
葛利高里从头到尾一直也没有变成一个“革命者”，他只是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在这本书中，不仅有赞美白军的段落，也有描写红军残忍屠杀战俘等场面。葛利高里就是在看到红军屠杀战俘之后，才转而投奔白军的。
总之，《静静的顿河》按照咱们现在一些人的标准，那就是反动作品，是应该彻底封杀的。作者肖洛霍夫也必须批倒批臭才行。
（二）然而，这本书在斯大林时代却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斯大林本人就肯定了它！
我们知道，在斯大林肃反时代，被枪毙的作家和诗人不计其数，加上一个肖洛霍夫那也毫不稀奇。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斯大林在看了《静静的顿河》第一卷之后，便表态说：这部书的倾向是好的，没有什么害处。
后来，斯大林还亲自接见了肖洛霍夫，鼓励他继续创作下去。1941年，肖洛霍夫因为《静静的顿河》这部书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到了1965年，肖洛霍夫还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为什么斯大林要充分肯定这样一本“反动作品”？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斯大林是懂文学、懂艺术的，他的艺术修养至少是可以把当今中国的司马南之流的人物甩出去十八条街。斯大林不愿意让后人说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在他的手里断绝了，他希望自己的时代里也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天才的文学巨擘，也有《战争与和平》、《卡拉马卓夫兄弟》这样的盖世杰作。因此，斯大林就容忍了肖洛霍夫，也容忍了《静静的顿河》这本书。
这样一来，我们今天就看到了《静静的顿河》这部传世名作。另外，同样被斯大林容忍的还有布尔加科夫的《图尔宾一家的命运》，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
肖洛霍夫在苏联时代的命运一直都好，不管怎么改朝换代，他都始终屹立不倒。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也都很尊重他。但是，肖洛霍夫想不到的是：在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不久，在毗邻的中国，竟然掀起了一场“批判肖洛霍夫”的政治运动，这让他不禁啼笑皆非。
1966年，“旗手”江青在那篇著名“文艺座谈会纪要”中点了肖洛霍夫的名，给他扣上了“修正主义文艺鼻祖”的帽子，要求对他开展批判。
于是，在中国的报刊上，一场批判肖洛霍夫的运动轰轰烈烈地打响了。肖洛霍夫的作品，包括《静静的顿河》在内，都被称为“大毒草”，上纲上线，批得热火朝天。
（三）江青的文艺修养显然是比斯大林差了十万八千里，她不懂得什么作品是真正的艺术杰作。她只会按照所谓“阶级斗争”的理论去生搬硬套，而这种阶级斗争的文艺观，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种非黑即白的二极管思维。这样的人看文艺作品，只能简单地分出个好人坏人来，再高层次的东西，他们就接受不了了。
这就好比乡下的农民看戏，你为了让他们看懂，必须事先把人物脸谱化。好人是红脸，坏人是白脸。这样的话，农民们才能看明白：哦，关公是红脸，红脸的都是好人，所以关公是好人；曹操是白脸，白脸的都是坏蛋，所以曹操是坏蛋。
你要是稍微把境界提高一下，比如说，在关云长送二位嫂子过五关斩六将这场戏中，加上一段关羽偷看嫂子洗澡的戏，这样一来，关羽的性格就变得复杂了，人物也变得丰满了，但是农民朋友就要看迷糊了：咦，关云长怎么会干这种事呢？他们接受不了这样的东西。
江青搞的样板戏同样也是非常低层次的东西。样板戏里好人红光满面，坏人尖嘴猴腮。好人好得不食人间烟火，坏人坏得同样也是一根筋。她还把这一套总结为所谓的“三突出”原则。所谓的“三突出”本质上和传统戏曲中的脸谱化都是同样的东西。
曾经有人提出过写“中间人物”，也就是写一些性格比较复杂的人物。对此，江青大发雷霆，认为写“中间人物”就是修正主义，必须写符合她“三突出”原则的正面人物才行。
《静静的顿河》里面的葛利高里不仅不是正面人物，实际上连个“中间人物”都算不上，应该属于反面人物。这当然会让江青那样的低层次头脑感到怒不可遏了。
于是，在文革期间，整个中国的文学艺术空前大滑坡，整个民族的审美高度都滑落到了乡间戏台的水平。
（四）随着历史的前进，江青和她的“三突出”原则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是，阶级斗争文艺观，这种低层次的审美标准还被很多人信奉着。
如今，中国也有《静静的顿河》这样高水准的文艺作品了，也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以及《丰乳肥臀》等作品总是会让人联想到《静静的顿河》。莫言的“高密东北乡”和肖洛霍夫笔下的顿河草原在本质上是那样的相似，莫言创作的“我爷爷”、“我娘”等人物也会让人看到葛利高里等人的影子。
莫言的作品和《静静的顿河》一样，都是站在人性的角度审视历史，全方位多侧面地把历史完整地体现出来。莫言和肖洛霍夫这样的文学大师当然都不屑于去充当一个政治宣传员，他们是不会创作出样板戏那样低层次的东西的。他们笔下诞生的只能是千古流传的不朽力作。
但是，莫言的作品却引来了阵阵喧嚣，从八十年代一直到现在，满脑子阶级斗争文艺观的人始终围着他撕咬不休，这意味着什么呢？
反过来，《静静的顿河》诞生于被认为是最恐怖、最严酷的斯大林肃反时代。这样的一部作品在那个时代里却能够畅行无阻。
我想，这大概可以说明一点，俄罗斯人整体的艺术修养水平真的是很高，在全世界也是第一流的。为了追求艺术，他们甚至可以牺牲政治利益！就连斯大林都是如此，这真的很令人叹服。
与斯大林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中国人，也就是现在撕咬莫言的那批人。他们显然没有什么艺术修养，甚至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没有摆脱文学艺术是“下九流”的潜意识。
在这样的一些人看来，文学艺术可有可无，其意义顶多就是给大家解解闷逗逗乐而已，因此可以随便践踏，文学家和艺术家也可以拿来任意羞辱。像俄罗斯人那样对于文艺的敬畏感，这些人是一点都不具备的。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批人，所以才会搞出“起诉莫言”这样的闹剧。而类似的人物目前数量还颇多，这才是最让人感到悲哀的地方。首发2024-03-02 13:58·高哥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