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汉奸卖国贼激发的“五四运动”历史回忆
经过全国人民的斗争，五四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军阀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免了亲日派卖国贼的职务，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点击原文）
“五四运动”中的火烧赵家楼事件是怎么发生的，结果如何 (点击原文）
1919年5月3日，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和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代表都聚集在北京大学法科大礼堂。本来学生们计划的是在5月7日这天举行全市大游行，因为这天是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日子，属于国耻日。结果学生们从北大校长蔡元培那儿，听说了巴黎和会上列强们私自将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全部转让给了日本，中国作为战胜国不败而败。可气的是北洋政府竟然在这样的对德合约上签了字，这就激起了中国人的强烈反对，学生们更是群情激愤，已经等不到5月7日的游行了，他们决定第二天也就是5月4日必须游行。
学生们的愤怒一是对西方列强的野蛮行径感到气愤，二是对北洋政府在外交上的软弱无能感到痛恨。5月3日集会时有一名16岁的新生他拿着一把刀对众人说：“如果今天不通过一个决议，向政府施压，我就自杀在这儿”，以表示反抗的决心。还有一名学生当场脱下了自己的衬衣，咬破了自己的中指，在衬衣上写下了“还我青岛”的血书，并且将其高高举起，此时所有人都喊：“还我青岛，还我山东，我们要尽快行动起来，制止北洋政府的卖国行为”。当即决定第二天组织全市大游行。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的学生和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总共有3000多人首先都聚集到了天安门。此时北大学生罗家伦发现同学们手上只有小旗没有传单，就赶回北大红楼的新潮杂志社用了十五分钟起草了一份《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印制了两万多份送到了游行队伍当中。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原载《每周评论》第二十一期，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一日）
（注：本文是由北京大学的学生（罗家伦）拟定的宣言，由北京大学学生印刷，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天安门前集会时散发，故又称“当日大会传单”。）
正如《宣言》中所说，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下一站就是要去东交民巷。这条全长1552米的巷子自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帝国主义列强强制设立为各国使馆所在地，学生们计划去那里要求各国使馆对于山东的问题给个说法。然而当他们的游行队伍行进到东交民巷的西口时被一个铁栏杆给拦住了。
当时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使馆工作人员都说他们的公使不在使馆里，他们不能接受学生们的意见书。游行队伍此时要求通过东交民巷示威，以向外国人表达中国人捍卫国家主权完整的坚定决心。结果北洋政府的警察上前阻拦不让游行队伍通过，借口说游行队伍要穿过东交民巷需要得到总统府的批准，他们现在打电话请示总统府。游行队伍的学生们就在烈日炎炎下就地等候。
暴晒了两个小时，学生们没有等到任何消息。这时有一位同学喊了：“我们到外交部去抗议，我们找卖国贼算账。”于是游行队伍又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外交部街，又从外交部街来到了赵家楼胡同，找时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次长曹汝霖算账。
曹汝霖曾留学日本，与日本财政界、政界关系密切，属于实打实的亲日派，最主要的是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卖国“二十一条”，曹汝霖是主要的谈判人之一。所以在爱国学生眼里曹汝霖就是卖国贼。
游行队伍到了赵家楼后发现这里军警密布，曹汝霖家也是大门紧闭。这时爱国学生就喊口号：“卖国贼，曹汝霖，赶快出来。”其中有一个叫匡互生的学生，他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班的学生，湖南人从小练就了一身好武功。他看到曹汝霖家围墙上有一个玻璃窗户，于是就一跃而起一拳打碎了窗户上的玻璃，然后从窗户翻进了曹汝霖的家里。
这时军警全都围了上来准备抓他，匡互生就说：“弟兄们，我们是为了爱国来找卖国贼曹汝霖算账，这件事和你们没有关系，希望你们站在民族大义的一边协助我们。”军警听到匡互生的这番话就站到一边不动了。匡互生于是就打开了大门，大门一打开游行队伍就涌进了曹汝霖的公馆。
这之前呢，曹汝霖去了大总统府，有人已经向他报了信说学生已经把他家围了，劝他就不要回去了。曹汝霖还满不在乎地说学生赤手空拳，我怕他们干什么，于是他邀请了章宗祥一块儿去他家。到了家没多久学生们就进来了，此时二人害怕了，佣人就赶快把他们藏了起来，曹汝霖躲进了箱子间，章宗祥则躲进了地下室。
学生们要找曹汝霖就一起进入了公馆里，没想到进去之后群情更加激愤，原来曹汝霖家里十分奢华，而且很多物品都是日本货，更令人气愤的是曹汝霖家里还供奉着日本天皇的照片。这一看学生们就更加气愤，这曹汝霖还供奉日本天皇，简直就是十恶不赦的汉奸、卖国贼。一气之下就点了火，烧了曹汝霖的家。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火烧赵家楼”事件。
火势一起，游行队伍的学生们并没有走，他们还是要找到卖国贼曹汝霖。曹汝霖躲着不敢出来，但是在地下室的章宗祥察觉到火势藏不住了，便跑了出来。学生们看到身穿西装革履的章宗祥，误以为是曹汝霖，就一拥而上将其一顿暴打。这时候大批军警赶到，一部分学生就退缩了，军警在现场抓捕了来不及散去的爱国学生三十二人。
赵家楼发生的事情随后传遍了整个北京城，1919年5月5日全市学生举行了总罢课，北洋政府觉得事情闹大了，而且5月7日是国耻日，事情如此发展下去，到了那天极有可能爆发涉及面更广的罢工、罢课和大游行。面对如此压力，北洋政府在5月6日匆匆忙忙释放了被关押的三十二名学生。随后学生运动蔓延全国引发了全国各界抵制日货的大罢工，特别是上海的工人罢工。在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之下，北洋政府于6月4日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这三个亲日卖国贼的职务。
赵家楼的这把火一是烧醒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国家最后的幻想，特别是当时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大小国家应该平等地互相保持独立和领土完整，帝国主义的谎言大家再也不相信了；二是点燃了中国人民完全维护民族、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希望，也坚定了大家的信心。从此五四爱国运动迅速蔓延中华大地，促使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也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团结就是力量：五四运动学生被捕案始末(点击原文）
“火烧曹宅”是五四运动中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幕，而在五四运动当天发生的军警逮捕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大学等校32名参加五四运动的爱国学生的案件却鲜为人知。此案前后审理近一年之久，最终以学生“无罪”告终。北京市档案馆存有此案的完整记录。
1919年5月4日，爱国学生聚集到赵家楼曹汝霖宅前，请求接见遭到拒绝。愤怒的学生冲入曹宅，此时曹宅起火，在曹宅中的章宗祥被人痛打。此事一出，当局出动大批军警。据当时的亲历者回忆，军警到达曹宅以后，对学生进行了镇压，在曹宅附近及沿街逮捕32名爱国学生。档案中记载被捕学生为北京大学学生20名：熊天祉、梁彬文、李良骏、胡振飞、梁颖文、曹永、陈树声、郝祖宁、杨振声、肖济时、邱彬、江绍康、孙德中、何作霖、鲁其昌、易克嶷、许德珩、潘淑、林君损、易敬泉；高等师范大学学生8名：向大光、陈宏勋、薛荣周、赵允刚、杨荃峻、唐国英、王德润、初铭晋；工业学校学生2名：李更新、董铭舒；中国大学学生1名：刘国干；汇文大学学生1名：张德。警察厅对逮捕的学生立即展开讯问，要求32名学生提交供词。在供词中学生们陈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到了危险的境地，而曹汝霖竟然对日交涉非常让步，“我等恐当亡国奴，是以忿气发生。再者北京大学学生因曹汝霖人格不够，不愿到他家去，实系随同”。学生对于火烧曹宅和痛打章宗祥之事坚决不承认。
32名学生被捕后，各校同学非常焦急。档案记载：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段锡朋、钟巍、刘翰章立即来到警察厅“投案”，并为被捕同学送去食品。警察厅讯问三人后，将他们放回。临走段锡朋给被捕同学修书一封，鼓励同学要以乐观的精神看待，同时表示蔡元培和王宠惠会设法营救。当晚，各校学生召开大会，商讨如何营救被捕的同学。第二天上午，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代表聚集北大法科院的大礼堂，召开会议。大会决议自即日起一律罢课，并通电各方面，请其支援。学生们宣布罢课的理由是：“各校学生既痛外交之失败，复愤同学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学问。此理由之一。青岛问题当以死力争，被拘同学亟宜营救，群体奔走，无心学习。理由之二。”下午，各校学生又在北大法科召开了全体联合会。学生代表们向全体同学传达了营救被捕同学的办法和坚持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卖国贼的要求。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十几所学校的校长团亦来到大会会场助阵。同时社会各界亦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纷纷向当局施压。
面对这种情况，当局只好于5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学生被释放，大家以为此事就此完结，但是从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局并没有善罢甘休，5月9日，京师检察厅又将32名学生传唤到庭进行正式审讯，审讯笔录中记载，学生坚决否认他们烧毁曹宅及殴打章宗祥的行为。当局这种出尔反尔的行为，引起了学生的极大愤怒。5月13日，北京16所高校的学生到京师地方检察厅自行“投案”。学生们在检举书中写道：“窃学生等本不应干预政治，近以山东青岛问题祸迫眉睫，义愤所激不能自已，致有五月四日之事。学生等诚无状，理合依法自行投案，静候处分。”附呈北京高等专门以上16所学校学生自行检举名册一本。5月14日，许德珩等32名学生呈送京师地方检察厅声明，他们在声明中提出，“曹、章等卖国罪不容诛，凡有血气罔不切齿。五月四日之事，乃为数千学生万余市民之爱国天良所激发，论原因不得谓之犯罪……检举曹、章等卖国各款按照刑律一百零八条、一百零九条之罪，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始足以服人心。乃曹、章等卖国之罪，畏不检举，而偏出传票传讯学生，不平者一。学生等三十二人并无一人系当场捕获者，既非当场捕获，亦不过数千人中分子之一耳。钧厅传讯加以‘嫌疑’二字，果有嫌疑耶，亦应与数千人同时讯问，何得单传生等。不平者二。公民团捣毁议会，殴打议员，被逮者百余人，释放之后，未闻依法办理。五月四日之事，痛外交之失败，忿卖国之奸人，悲愤所激不能自已，非公民团所可比拟，而钧厅公然传讯。不平者三。以上三大不平……特提出声明，如钧厅认为有再讯之必要，嗣后不论其为传票，为拘票，请合传十六校学生，德珩等亦当尾同到厅静候讯问，决不能单独再受非法之提传也”。6月4日，京师地方检察厅侦查终结，将许德珩等32名学生以骚扰罪、放火罪、伤害罪向地方审判庭提请预审。
在北京市档案馆保存档案中我们发现了这一案件的法庭裁决书。档案记载：1920年1月31日，京师地方审判庭刑事第一庭，推士吴奉璋对本案进行了审理，作出了裁决。裁决书主文：“本案被告人许德珩等三十二人被诉犯刑律第165条第三款之骚扰罪，及第316条第三项之伤害罪，犯罪时期均在本年一月一日临时执政大赦令以前。除依照该项赦令及刑诉条例第275条、第249条第一款、第248条第三款应不起诉外，所应研究者即该被告等是否构成放火罪是也。查是日学生赴曹宅时，初因大门紧闭在外衅骂，迨砸毁后窗实行搭肩跨入。其时军警在场弹压。该宅西北隅火焰大起，虽警察等有目视学生用火柴燃烧窗户之举，及曹宅仆人张显亭、燕筱亭供有学生用报纸、汽油将围屏点着，始行起火等语，究竟何人放火，该被告等三十二人有无放火行为，及起火当时该被告等是否在场，传讯当时在场弹压之保安队长李昌言、队兵关材厚等十余人及曹宅仆人张显亭、燕筱亭二人，均称不认识。则该被告等是否确系放火正犯，已属无从证明。况查被告等三十二人或在曹宅门外拿获；或在曹宅后门外拿获；或在曹宅附近各胡同拿获，并无一人在曹宅门内被捕者。质讯该被告等又均供称伊等是日均因人多拥挤未进曹宅等语。察该校情形尚非矫饰之辞。综上论断，许德珩等被诉放火一罪，证据均嫌不足。依刑诉条例第275条、第249条第二款应不诉。”从北京市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记载可知，五四运动爱国学生被捕案终以“不诉”而告终。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13年5月3日 总第2452期 第四版
孙越崎：天津五四运动的回忆(点击原文）
我原名孙毓麒，是1916年在上海复旦公学毕业后考入北洋大学采矿系的。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我是天津北洋大学学生会会长，参加了这个伟大的革命运动。
北洋大学的校址在西沽，距市中心较远，大门上刻有“国立北洋大学堂”七个大字。实际上，校长的任免和经费的拨付均由直隶省管。教授全是美国人，只有物理、化学实验室和野外测量的助教是中国人，校长、总务长也是中国人，但他们只管行政，不管教务。功课很多，考试频繁，学生只知读书，不问政治，是一个守旧的学校。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巴黎召开和平大会。日本帝国主义在大会上提出要由日本继承德国人在我国胶东半岛的全部权利。北洋军阀政府有意签订这项条约。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激于爱国义愤，发动北京全市大中学校的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会后游行示威，火烧了亲日汉奸曹汝霖的住宅，殴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北洋军阀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30多人。北京学生当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这就是五四运动。
当时，这个消息很快传到天津，天津的学生群情激愤，立即起来响应。天津市大、中学校的学生代表九人秘密集会，讨论声援的办法。记得到会的有：河北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贵州人)、南开中学的马骏(吉林人)、天津美术专科学校的沙主培(天津人)，北洋大学由我代表出席。大约集会讨论了两三次，最后一次会上决定全市大中学校第二天一律罢课，表示声援北京学生的革命行动。当时会场上气氛非常严肃紧张，在表决时，要一个一个站起来表态，大学代表在前，中学代表在后。那时我想，虽然北洋大学存在着保守势力，罢课可能有一定困难，但广大同学是爱国的，为争取释放北京被捕学生、拒签辱国条约，他们一定会冲破一切阻力，支持罢课的，因此我第一个站起来表示：“我代表我校全体同学，从明天起，一定罢课。”接着，高等工业学校的谌志笃第二个站起来表示同意，第三个轮到高等法政学校的代表时，他说：“问题太大，不能负责，不敢表态。”一时很煞风景。当时天津只有这三所高等学校。然后，南开中学的代表马骏马上站起来坚决表示罢课，会上气氛为之一变，其他几个中学、中专的代表也都表示同意罢课，终于作出了罢课的决议。全市罢课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表决后大家立即散会，赶回学校去召开学生大会进行布置动员。我回到北洋大学时，已经过了下午6时吃晚饭的时间，我也顾不上吃饭了，立即找了几位同学商量，大家都很兴奋，马上分头向各个宿舍同学进行宣传。当时我考虑，能否实行罢课，关键在于即将进行毕业考试的三年级同学，因为如果罢课不考试，他们就拿不到毕业文凭，在那时没有文凭是谋不到职业的。因此，我就先找毕业班几位平时考试成绩名列前茅、在班里有影响的同学谈心，向他们介绍了情况，请他们支持，他们也都表示支持。我又向校长赵天麟作了汇报，他不置可否。在作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就摇铃召开全校学生大会。会上，我详细报告了各校代表开会的经过情况，说明了第二天起天津市大、中学校一律罢课的决定，并说我已代表全校同学表示同意，请大家审议。这时同学们情绪激昂，一致拥护次日罢课。
第二天，消息传来，各校都罢课了。从此之后，我们几个代表就公开开会，不再守机密了。
几天后，代表们又决定全市学生游行示威，先在南开中学操场集合，然后出发游行，预定路线是经过南马路、东马路、大胡同等闹市区至河北大经路省长衙门请愿，要求北洋军阀政府释放被捕的北京学生和拒签丧权辱国条约。但游行那天，南开中学操场被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率领的北洋保安队包围，特别是出口处有几十层保安队员堵住我们，不让我们冲出去。我们以大旗为先导，大喊大叫，多次突围，保安队也徒手多次阻拦，双方相持很久。后来杨以德亲自到现场，声称奉直隶省长曹锐之命，不许游行，并要我们推举出四个代表去见曹锐。商量结果，推选马骏、谌志笃、沙主培和我四人，由杨以德前导，一行五人分乘五辆人力车，直去省长衙门。沿途看到街道两边都站着许多肘绑白带布的北洋保安队，荷枪警戒。车到海河的金刚桥时，我们发现桥已吊起，由杨以德命令放下，五辆人力车通过，后又把桥吊起。过桥后，就是河北大经路，省长衙门的大门。往前不远我们看到了在大街上站着上百位女同学，我们估计到他们是女师的学生，是来参加游行而被阻拦在这里的。因此，我们一见，马上下车，先去慰问她们，请她们暂时等候。然后我们走进省长衙门。
衙门很深，走道两旁，也站了很多持枪的保安队员，如临大敌。这时，杨以德不见了，由另一人引我们，走过弯弯曲曲的路，来到一间破旧的席棚间里。等了很久，省教育厅长王章祜来了，他说：“曹省长在会见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和海军舰长，等一等才能见你们。”过了些时候，一个警官又把我们引到一间警官训练班的课堂内，又坐等了很长时间，由王章祜来把我们引到一间富丽堂皇的会客厅。客厅中间有一张铺着丝绒面的长桌，桌上摆着好几个高脚玻璃盘，装着点心和水果。杨以德和王章祜分坐长桌两边，我们四个人也分坐两边。曹锐穿了长衫马褂，头戴瓜皮帽，出来坐在长桌的一端，他装着伪善的样子，叫杨、王二人端着玻璃盘请我们吃点心和水果。我们说：“大队同学没有吃饭，我们不吃。”他说：“他们已经离开南开中学操场，在大街游行中，我叫警察发给每人两个馒头，他们都已吃饱了，你们也吃吧！”我们不信他的话，坚决不吃。他又伪善地说：“你们不吃，饿坏了身体怎么行，将来国家靠你们复兴，如果身体不好，怎能担负重任？前清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中兴名臣，在青年时哪里知道后来做这样的大事？你们任重道远，现在年轻，要保重身体，因此一定要吃，不要饿坏了身体。”我们仍没吃，并且要求他打电报给北洋政府，释放北京被捕学生。他说：“我打一个电报，无非北京政府里多一张纸，没什么用处？刚才日本海军司令和总领事来看我，对天津学生游行示威提出警告，如果学生游行，扰乱秩序，他们就要开炮轰击。因此，我要求你们回去劝告同学，从明天起一律复课。”我们不理睬他的恫吓，坚持要求他打电报给北京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他不肯，他也再次要求我们回校负责劝告同学复课，我们也不肯。双方针锋相对，僵持不下。这时，他听我们四人说话的口音，知道马骏、谌志笃和我都是外省人，只有沙主培是本地人，又最年轻。他突然用手在桌上猛拍一下，把茶杯都震破碎了，茶水四溢。王章祜慌忙站起来，连声说：“请省长息怒，请省长息怒。”曹锐指着沙说：“他们三个都是外省人，你是本地人，是我的同乡，咱们的祖宗坟墓和财产庐舍都在这里，万一闹出事来，日本海军一开炮，他们三个一走了事，我们本地人都完了，你不应跟着他们一起闹。”他指桑骂槐威胁我们。我们毅然起立，以蔑视的态度对他说：“你这套戏法对你的奴才用得着，对我们可用不上。你不拍电报，我们决不复课。北京学生一天不释放，我们一天不复课。天津地区闹出事来，由你省长负责。”正在这时，有人进来，在曹锐身边说了几句话。曹对我们说：“学生游行大队已在门外，要代表们出去。”王章祜立即站起来说：“我陪你们出去，免得外边同学们惦记。”我们半信半疑地走到大门口，果然见到大队同学已冲破重重险阻，来到省长衙门外的大街上。他们见到我们，也高声欢呼。我们四人各自奔回本校的队伍。同学们告诉我，上海不但学生罢课，而且工人罢工、商界也罢市了。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必将影响全国，我们胜利了，高兴万分。
我们四人又凑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大队就近去高等工业学校的操场集合，并推举马骏向大家报告与曹锐交涉的经过情况。马骏站在滑梯顶上，我们三人坐在滑梯中间。马骏的报告声音响亮，口齿清楚，简明扼要，情义动人，非常成功。报告后决定继续罢课。大家情绪高涨，高呼口号。记得散会时，已是暮色苍茫，电灯放光了。这天，我虽然没有吃饭，但丝毫不感觉饥饿。
那时全国各大城市相继罢课、罢工、罢市，迫使北洋军阀政府不敢强令参加和平会议的中国代表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坚强意志，开创了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史的新纪元。
我们的罢课斗争持续了三个多月，直到暑假后才复课。斗争的胜利，使我们认识到了人民力量的巨大和团结就是力量的真理。
我们知道曹锐是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曹锟的弟弟。曹锟是袁世凯小站练兵时行伍出身的大老粗，因此我们原来以为曹锐也是个大老粗。在这次接触中，才知道他是个读过书的、老奸巨猾的官僚。事后，我们分析，他所以要我们派四个代表去会谈，实际上是在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群众运动面前，他们非常虚弱，想以我们为“人质”，在省长衙门里先后换了三个地方，拖延四、五个小时，妄使游行学生出于对我们四人安全有所顾虑，不致发生“越轨”行动。同我们接谈中，时而拉拢收买，时而威胁欺诈，又用要求复课来抵制我们要求他打电报，耍尽了花招。最后下不了台时，又以大队同学游行到门口来做借口，为自己解脱。这都说明他的诡计多端。
在这次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是当时南开中学的毕业生，邓颖超同志是女师的学生，都是这个运动的活动家、领导者，到处演讲宣传，常见天津报端。此外，如女师的李毅韬，北洋大学我的同班同学谌伊勋(小岑)也都是积极分子，后来他俩结婚，李早去世，谌现是国务院参事。
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北洋大学的政治空气空前浓厚了。他们对于平时压制学生的外国教授也敢于斗争了。记得暑假，土木系一个外籍教授在和学生去北戴河实习时，无理加重学生负担。引起学生不满，起来造他的反，没有实习完毕就返回学校，不上他的课，并要求校长辞退他，全校各班学生支持土木系学生的抗议行动，实行了罢课，迫使校长赵天麟辞职。曹锐派冯熙运来当新校长。此人十分固执，到职后便停止了电和伙食，要学生写悔过书才再开学，否则不开学。但是绝大多数学生坚持斗争，不写悔过书。这样，我和其他不少同学便离开了北洋大学，转到北京大学。继续学习至毕业。
以上是我亲自参加和知道的关于天津五四运动的片段回忆。时隔60年了，记忆不清，可能有错误之处，希知者指正。
五四时期最奇特的一幕，军警跪求学生别游行，学生演讲警察落泪(点击原文）
1919年4月，巴黎和会上就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噩耗传到国内，各界人民十分愤慨，五月四日当天，北京十几所大学三千多名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行动震动了全国，引爆全国性的反帝反封建热潮。
1919年5月11日的《每周评论》这样报道这一事件：
到了曹家门口，大家齐呼“卖国贼呀”！曹宅的周围有二百多个巡警站着不动。后来大家用旗杆捣下房上的瓦，巡警、宪兵、游缉队等就躲在一旁去了。有几位同学不管危险，从天窗上跳进去，后来把门敲翻，大家一齐进去，打东西，找曹汝霖，一面打，一面哭，巡警也有哭了的。捉到曹汝霖的爹、小儿子、小老婆苏佩秋，还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都没有打，放了出去。只捉曹汝霖不到。……大家把章宗祥捉到，打个晕倒血流，头盖上露骨。先是一进曹家就有火起——据说是曹家人放的，到这时候，火势已大，不能再停，一齐出去。警察总监吴炳湘等也就带兵赶到。曹看打人的人已去，才从老妈子的屋里出来，大喝吴氏疏忽，还说：“你快快把这些不知道曹总长利害的混帐学生全给我捉去。”
当学生闯入赵家楼，放火烧房时，全副武装的军警都不为所动。其时，章宗祥遭学生毒打，全身50多处受伤，而在场的几十个带枪军警竟然束手无策，他身边有人向警察呼救，巡警回答说：“我们未奉上官命令，不敢打（学生）。”
总统徐世昌得到报告后，立即下令：“赶快让他们解散回校，不过不要动武，要文明对待。”得知学生前往东交民巷可能要到曹汝霖官邸，徐世昌立即派警察保护，还特别叮嘱：“勿要携带枪支、警棍，一定要文明对待。”得知火烧赵家楼以后，他没有责备学生，反而训斥警察总监吴炳湘“防范无方”。
1919年5月25日，总统徐世昌颁布命令，要求对上街的学生“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但学生不为所动，依然上街游行抵制日货。据当时的学生领袖匡互生回忆，军警不仅不再抓捕学生，而是极力苦劝学生不要外出演讲，“甚至有跪地哀求者”。
不仅北京如此，据上海《时报》报道，6月5日，一名学生手持白旗，上书“徐国梁忠心卖国”字样当街演讲。警察劝阻不听，以阻碍交通之由将他带到警察厅。在报人眼里十分凶恶的上海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却只好释放了这名学生。
当事人杨亮功这样回忆五四运动的情景： 犹忆某目前门外有某校讲演学生一团，正讲至兴会淋漓之际，忽来警察一队驱逐听讲者，学生泫然哀之曰：“汝所冠非中国之冠乎？汝所履 非中国之土乎？汝所衣、所食、所仰事、所俯蓄非皆中国国民之血汗乎？汝不见吾国租界上替人服役之印捕之无乎？汝不见朝鲜亡国后全国军警尽 易日本人乎？奈何我辈为救汝中国而讲演，而汝反助彼仇人而驱逐听讲者乎？呜呼！我最亲爱冠警冠、佩警刀之同胞乎！汝纵不为国家谋生存，汝 独不为汝自身谋生存与汝所仰事、所俯蓄谋生存乎！”学生辞犹未毕，警察皆感激泣下，听讲者亦泣。 警察也爱国啊，不能不被学生的激情所打动。
五四时期最奇特的一幕，军警跪求学生别游行，学生演讲警察落泪。这是民国史上最文明的一次对待学生运动，要知道从“三一八惨案”以后，学生的血充满了中国的历史空间，机枪是对付学生的常用武器。
首先应该肯定徐世昌的文明命令。徐世昌，翰林出身，北洋政府历史上第一位文人总统，标榜“文治主义”“偃武修文”，自然不愿意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动武。虽然徐世昌没有什么实权，在北洋军阀里边也是老资格的，有点影响力。倒是段祺瑞咄咄逼人要求镇压，徐世昌却把学生全部释放回校，同时宣布复课。
还有一点就是当时文化传统，读书人地位高，张鸣在《北洋裂变》中说：晚晴时节，士兵们就不敢轻易进学堂生事，哪怕这个学堂里有革命党需要搜查。进入民国之后，这种军警怕学生的状况，并没有消除。即使有上方的命令，军警在学生面前依然缩手缩脚，怕三怕四。他们尊学生为老爷，说我们是丘八，你们是丘九，比我们大一辈。
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就在于启蒙和救亡，唤醒了千百万中国人的国家意识民族意识，爱国学生很幸运，他们用最小的代价换来最大的成功，用机枪来对话永远都是国家的耻辱。
相关参考如下：
周恩来带领学生参加五四运动，第一次被捕入狱(点击原文）
五四运动低谷时，陈独秀如何“燃烧自己”？(点击原文）
弘扬五四精神优秀演讲稿(点击原文）
五四运动 - 青年学生组织的爱国运动(点击原文）